内容提要：进化论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陈独秀把进化论贯穿于他的一切主张之中。在自然、社会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教育思想等领域，反对守旧，主张变革，都是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之上。也是他后期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思想基础，其许多局限性乃至错误也与进化论紧密相关。

关键词：陈独秀 进化论 早期思想

近代中国，是一个灾难深重的中国，备受帝国主义的奴役和剥削。严酷的现实使许多先进的中国人不得不去思索、分析、探究这样一些问题：为什么西方强大而中国落后？西方富庶而中国贫穷，西方侵略别国而中国则受欺凌？……形成这种差别的原因是什么？怎样去变革图强？使得他们对东西方进行比较，一方面对西方历史文化进行分析，另一方面，对中国的历史文化进行反思，在思想领域展开了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论争，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围绕着变与不变的问题而展开的。他们力图从哲学去寻求变革的理论依据，从而在中国介绍和宣传了达尔文的进化论。这种学说一当传入旧中国，成了风行一时的社会思潮，它打开了人们的眼界，使人们对自然和社会产生了新的认识，中国哲学也进入了一个进化论时代。这种进化论的世界观成了近代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急进民主主义者的理论武器，成了近代中国哲学的主线。但不同的人对进化论的理解也是不同的，改良主义者取其“渐进”之义，革命派则不同，他们主要是强调“变”，进化论学说也就成了他们变革的理论依据。

陈独秀在青年时期就研读过严复翻译过来的《天演论》，对进化思想十分崇信，而且用进化观点来观察世界，认识社会。在他看来，欧洲文明社会的产生，中国社会的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进化论的提倡与否，认为要想变革古道，振兴整个“人心社会”，进化论是不可缺少的学说之一。他说：“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有，一曰人权说，一曰生物进化论，一曰社会主义是也。”^[1]“矧在吾国，大梦未觉，故步自封，精之政教文章，粗之布帛水火，无一不相形丑拙，而可与当世争衡。”^[2]陈独秀把进化论贯穿于他的一切主张之中，在社会历史，伦理道德，文学艺术，教育思想等领域中，反对守旧，主张变革，都是建立在进化论这一理论基础之上，提倡科学，反对迷信，推崇民主，反对专制，教化青年，启发民智，也无一不是奠基于进化论。

在自然观中，他说：“新陈代谢，陈腐朽败者无时不在天然逃汰之途，与新鲜活泼者以空间之位置及时间之生命，人身遵新陈代谢之道则健康，陈腐朽败之细胞充塞人身则人身死，社会遵新陈代谢之道则隆盛，陈腐朽败之分子充塞社会则社会亡。”^[3]“不进则退，中国之恒言也。自宇宙之根本大法言之，森罗万象，无日不在演进之途，万无保守现状之理。”^[4]“万物之生存进化与否，悉以抵抗力之有无强弱为标准，优胜劣败，理无可逃。”^[5]“宇宙间精神物质，无时不在变迁即进化之途”。^[6]总之，新陈代谢，进化发展，是宇宙之根本法则，世界上一切物质现象和精神现象都逃脱不了这一法则的支配。那么，世界的本质是什么呢？陈独秀说：“觉官有妄，而物体自真；现象无常，而实质常住。森罗万象，瞬刻变迁，此无常之象也。原子种性，相续不灭，此常之象也。原子种性不灭，则世界无尽；世界无尽，则众生无尽，众生无尽，则历史无尽。尔我一身，不过人间生命一部分之过程，勿见此身无常，遂谓世间一切无常；尔之种性及历史，乃与此现在实有之世界相永续也。以现象之变迁，疑真常之存在，于物质世界之外，假定梵天真如以为本体，薄现实而趣空观，厌倦偷安，人治退化，印度民族之衰微，古教宗风，不能无罪也。”^[7]这就是说，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且是一个永恒发展的过程，永远也不会消灭，如果要到物质世界之外去追求一种精神性的本体，便是迷信、妄说，对世界的发展和社会进步，有万弊而无一利，感觉是对客观存在的反映，但由于种种原因，也会发生错误，即使如此，也不能否认“物体自真”，“真常之存在”。不难看出，陈独秀的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其进化论也是建立在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是唯物主义的进化论。

陈独秀运用进化论观察社会历史，建立了进化发展的社会历史观。他说：“以人事之进化言之：笃古不变之族，日就衰亡；日新求进之民，方兴未已”。^[8]“投一国于世界潮流之中，笃旧者固速其危亡；善变者反因已竟进。”^[9]又说，“人类文明之进化，新陈代谢，如水之逝，如矢之行，时时相续，时时变易。”^[10]社会历史就是生存竞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历史。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既要看到其连续性的一面，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其变易性的一面，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不断变革、图强。“其不能善变而与之俱进者，将见其不适环境之争存，而退归天然逃汰。”^[11]在这种进化思想的指导下，陈独秀对当时的中国进行过分析，在他眼里，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特较晰种之所以，以并世之人，而思想差迟，几及千载，尊重廿四朝之历史性，而不作改进之图，则驱吾民于二十世纪之世界以外，纳之奴隶牛马黑暗沟中而已，复何说哉！于此而言保守，诚不知为何项制度文物，可以适用生存于今世。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削灭也。”^[12]针对这种落后的现状，为了反对封建的专制制度，解救国民的愚昧落后，使中国能适于世界之生存，陈独秀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主张。他高举民主和科学大旗，认为民主和科学是欧洲近代社会之所以发展进步的原因，要拯救中国，就必须发展科学，实行民主。科学和民主是社会得以进步的两大动力，“若舟车之有两轮，”缺一不可。对于什么是科学，陈独秀释之曰：“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13]对科学的这种认识基本上是唯物主义的，他正确地认识到要使社会进步、发展，科学是必不可少的，其重要性并不在人权之下。因此，他把“学术之有科学”誉之为“近代文明之二大鸿宝”之一。^[14]对于民主，这个时期的陈独秀认为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尊重个人的自由权力。“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力，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5]陈独秀推崇的是十八世纪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人权说，认为法国和美国的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相对于中国来说，是进化，是进步，应该仿效。由此，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损害人权的以孔子为代表的封建礼教。他说：在中国“不见有一独立自立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16]封建礼教“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民之幸福无与焉。”^[17]陈独秀在揭示封建礼教与专制制度及其民主共和的关系时说：“孔教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18]“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19]礼教与专制，互为依靠，礼教与共和，势若水火，这种看法是合理的。陈独秀对孔子思想和封建礼教的批判也不是采取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而是立足于进化论世界观之上的。因为孔子思想，“乃对当时立论”，“非谓其与当时之社会毫无价值。”但“其立论不能范围后世，则后世亦不能尊之耳。”^[20]这就是说，一定时代产生一定思想，一定思想又为一定时代服务，时代变化了，思想也要变化。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之道和封建礼教是一定时代的产物，当然不能适应于现代生活，不适合于共和制度，与自由平等的思潮是格格不入的。“现代生活，以经济为之命脉，而个人独立主义，乃为经济学生产之大则，其影响遂及于伦理学。故现代伦理学上之个人人格独立，与经济学上之个人财产独立，互相证明，其说遂至不可摇动，而社会风纪，物质文明，因此大进。”^[21]陈独秀这一思想确实抓住了时代的主脊，同时认为伦理道德既决定于社会经济生活又影响社会经济生活，闪现着其唯物史观的思想火花。陈独秀高举民主和科学之大旗，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就是为了推翻封建礼教，扫除“迷信”“无知”，巩固民主共和，促进社会发展。

陈独秀的进化理论表现在伦理道德上，认为伦理道德也不是常驻不变，不可更移的。而主张社会伦理道德也应随社会之进化而不断进化，他深深地认识到世界上一切物质的东西和精神的东西无一不在时常变化之中，作为人类精神之一的“道德彝伦，又焉能外”^[22]“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23]早期的陈独秀对伦理觉悟十分注重。他特别强调国民的“伦理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24]伦理问题是根本，政治学术是枝叶。把伦理觉悟视为拯救中华，巩固共和的要妙，这无疑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表现。但他号召人们拼弃封建伦理，提高自己的觉悟，对唤起民众却有其积极作用。从总体上看，伦理思想领域，是陈独秀唯心史观表现得较多的领域，也是他后来不能正确认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斗争的理论原因之一。

也是基于进化论思想，在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率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陈独秀认为，文学是时代的反映，是与时代的政治、经济和其它思想认识紧密相关的。时代前进，文学也应不断变化、发展。文学艺术，“莫不因革命而新兴而进化”。^[25]陈独秀关于文学革命的思想也是把中西方文学进行比较以后而提出的。在他看来，欧洲文学的变迁已经历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四个发展阶段。十九世纪末是科学大兴，宇宙人生真相日益暴露的赤裸时代，这种时代要求的是写实主义、自然主义的文学，欧洲文学恰恰适应时代的脉搏。而中国则不然，“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26]因此，中国文艺也应向写实主义、自然主义进化、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27]由此，陈独秀把批判的矛头直指中国封建文学和八股文章，他痛斥那些封建文人，八股名家的文学是“咬文嚼字”，“无病呻吟”，“厚古薄今”，“作者既非创造才，胸中又无物，其伎俩惟在倣古欺人，值无一字的有存在之价值，虽著作等身，与其时之社会文明进化无丝毫关系。”[28]因此，打倒封建文学和八股教条势在必行。陈独秀主张文学要随社会之进化而进化，提出学习西方文学，改造中国旧文学，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其态度并不公正，他对中国古代文学采取一种轻视甚至全盘否定的态度，而对欧洲近代文学则采取一种崇拜及至全盘肯定的态度，这就反映了其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

陈独秀认为一个国家要进化发展，就必须提高人们的科学知识，技术能力，文化水平，但要实现这些，就得要有教育的手段，因此，陈独秀对教育也十分重视。从进化论思想出发，提出了改革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教育改革思想，陈独秀也是通过中西方教育现状的比较而提出来的。他认为近代西方教育“乃自动的而非它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实用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私人的；乃直视的而非幻想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29]所以，这种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而中国教育则不然，它重视个人，重视经典，重视记忆先贤先圣之遗文，重视单独脑部的而轻视全身发展。陈独秀把这种教育称之为“伪教育”。教育上的这种局面而不改革，“欲求竞进，乌可得哉！”[30]陈独秀对中西教育现状的分析，应该说是很有见地的。他还从进化论思想出发，提出了“兽性主义”的教育方针。认为“体魄强健”，“意志顽强”，“信赖本能”是民族和国家强盛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的读书青年往往是“手无缚鸡之力，心无一夫之雄；白面纤腰，妩媚若处子；畏寒怯热，柔弱若病夫；以如此心身薄弱之国民，将何以任重而致远乎？”[31]如不改观这种状况，必将在文明野兽的格斗场中难以生存下去。因此，他主张依据“智、力、德三者并重”的原则来改革中国教育。不难看出，陈独秀关于发展体魄教育的原则是从达尔文进化论中“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理论引发出来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进化论是贯穿在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各个思想领域的主线，其整个思想体系中既坚持着唯物论，又充满着辩证法，成为他革新社会，变革历史的理论基础。

在近代中国，不但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崇尚进化论，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资产阶级的革命派也主张进化论。那么，陈独秀的进化论有什么特点，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进化论有什么异同呢？

陈独秀同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一样，都以进化论作为自己政治思想的理论根据；都以进化论作为自己的哲学主线；都 主张向西方学习；都未能建立象西方哲学那样博大精深的哲学体系；都强调主观思想的作用，强调“心力”的重要性。康有为说过，激励和增强“心力”是救亡的唯一办法；谭嗣同说：“心力”之伟大是连天地也无法比拟的；章太炎主张“心外无真”，走向“依自不依他”的唯我主义；孙中山也用“知难行易”来抬高知，而贬行，甚至说：“心也者，万事之本原。”陈独秀也重视主观思想的作用，强调思想上的革命。在这一时期，他花心力最多的就是如何提高国民觉悟。哲学与政治联系紧密也是他们一个共同特点，无论是资产阶级改良派，还是革命派，还是激进民主主义者陈独秀的哲学都是为了救亡图存，都是在寻找中国向何处去的出路。因此，都有着重社会历史而轻自然科学的倾向。

要了解陈独秀的思想特色，不但要看到其进化论思想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进化论思想的相同点，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其相异之处，陈独秀的一切进化和改革的主张几乎都是通过中、西方对比之后提出来的，他是用进化论思想为指导，通过比较之后得出中国要变革的结论。无论是政治、伦理、文学、教育等方面莫不如此。这种通过比较而鉴别的方法是前人所不及的，严复曾对中学和西学之特点也进行过比较，他说：“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而胜古”，“中国重天数，而西方持人力”，“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创平等。”但是不象陈独秀那样具体、全面。对变革时弊的具体方略也大逊于陈独秀。

深度不同，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虽然都主张进化。改良派也说过，变就是新代陈，新代旧，不是量的重复，提出过“全变”的观点和“猛进”的口号，便是他们注重的是量变、渐变，不是质变飞跃。康为为说：变化“非能骤至”，如社会发展只能经“据乱世”，“升平世”到“太平世”，“不能躐等”，“不能飞越”。严复讲过：“万物皆渐而无顿”乃宇宙之公例，革命，突变则是“拂天演之自然”，是违背进化规律的。革命派则反对改良，强调革命，主张质变，要求彻底推翻封建制度。他们变为，万物的发展，不只是“渐渐更新”，还有“破天荒”的“突驾”，只有革命，才是救人救世之圣药，通过革命手段可以“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隆盛之地。”陈独秀则发展了关于质变、革命的理论，认为进化不能停留于量变，要求进化，求生存。只有通过革命手段方能达到。因此，他反对“退隐”，力倡进化”，认为“退隐”是“弱者”“不适竞争”所为，“排万难向前进，乃人生之天职”。退隐则弱，进取则强。西强中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欧俗以恒厉无前为上德，亚洲以闲逸恬淡为美风。”因此，他、大声疾呼“生存竞争，势所不免，一息尚存，即无守退安稳之余地”。 ^[32]

广度也不一样。资产阶级改良派虽主张过进化，而且也讲过“变易”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但他们主要强调的是政治制度和法制思想，对道德伦理，文学思想，教育方针等涉猎不多。资产阶级革命派不但主张政治制度、法律制度上的革命，而且把批判封建专制主义同批判以孔子为首的封建礼教结合起来，在进化的范围上有所开拓。但是，他们对封建伦理思想有怜惜和怀恋之心。如孙中山就主张对“忠孝、仁爱、信义、和平”这些中国故有道德不能忘记，甚至要恢复包括道德在内的所谓一切“国粹”，当然，孙中山讲的“故有道德”与封建道德的内容不是完全相同的。但也说明其态度不坚决、不彻底。而且无论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派还是革命派，都未把自己的进化主张尽可能地变为群众的认识，故未能发动象样的群众运动。所以，陈独秀在分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时说，除了三次革命皆虎头蛇尾，未能以鲜血洗净旧污以外，更重要的则是“盘踞吾人精神界根深蒂固之伦理道德，文学艺术诸端，莫不黑幕层张，垢污深积。”^[33]因此，陈独秀十分注重对旧文化，旧意识的清算，在撕毁“黑幕”，清除“垢污”上是花了巨大心力的。他把进化论思想贯穿每一个领域，而且尽可能地宣传人民，鼓动人民，发动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这些都是改良派和革命派所不及的。

总之，陈独秀关于进化的哲学理论无论是深度和广度上都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所无法比拟的，他继承了他们合理的东西，纠正了他们的不足，因此，比同时代的其他人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他和其它激进民主主义者一起能成为中国传统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出现的中间环节，如无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思想的总批判，在中国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无疑要困难得多。陈独秀本人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思想界的明星、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也与他崇信进化论密切相关。

陈独秀的进化论与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进化论之所以有如此异同，是有其深刻 社会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西强”“中弱”的客观事实，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的严酷现状，使得他们都主张学习西方，力倡进化，解救中国，变革社会。但要达到此目的，凭他们自己是难以胜任的，阶级的局限性，使他们又不可能相信人民群众，因此，深感找不到实现变革的物质力量，只好求助于“心力”。由于他们各自代表的阶级利益相异，政治主张不同，对封建社会的认识也不一样，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改良派，不想彻底推翻政治制度，只想进行一些改良，所以，他们只重量变而轻质变，其主张进化的范围也是有限的，当革命发展到要否定君主制度时，甚至连过去主张改良的口号也抛弃了，成了保皇党。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激进的民主主义者陈独秀则不同，他们主张彻底推翻封建制度，建立民主共和。随着革命实践的深入，也使他们的认识有所深化，惟新变法的失败，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进一步勾结，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加深，使革命派懂得：只有彻底推翻封建制度才有出路。辛亥革命的失败，使陈独秀认识到，仅有政治革命还不够，必须进行思想革命，不进行思想革命，政治制度“纵一时舍旧谋新”，必然会“不旋踵而仍复旧观”^[34]即使打倒了一个袁世凯，“无数废共和复帝制之袁世凯”又会“接踵应运而生。”^[35]因此，陈独秀在思想领域里也力倡进化、革命。

唯物进化论相对于机械唯物论来说，无疑是一种先进的思想理论。但它毕竟不是辩证的唯物论，本身就存在着许多局限。把这一理论应用于社会历史，则更加缺乏科学性。进化论在陈独秀那里不失为一个认识自然和社会的锐利武器，但陈独秀的许多局限性也是与这一学说直接相关的。

陈独秀由进化论观点出发，认为强能胜弱，强存弱亡是符合自然公理的。由此来认识人类社会，必然导致忽视阶级分析，崇拜强权，因此，在处理中国的自强和帝国主义的入侵问题上，认为中国的落后并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在于自己不长进，正是由于中国的落后才招致帝国主义的入侵，这当然是一种因果关系的颠倒。他很长时间未认识帝国主义的本质，未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在一九一四年提出过：“海外之师至，君民必且有垂涕而迎之者矣。”^[36]把帝国主义的侵略视为幸事，把中国生存的希望寄托于英、美干涉之上。从进化论观点出发，他用优胜劣败的思想分析中国和西方，从而得出了西方各方面都优越于中国的结论，主张对西方东西都要学习，对西方各种思想文化采取一种全盘肯定，兼收并蓄的态度，而对中国古代文化则持一概抹煞之主张，反映了其思想方法上的形而上学性。从进化论思想出发，把“国民性”的强弱智愚，视为救国图存的根本。在他看来，中国人“卑劣，无耻，退葸，诡易，圆滑的国民性”是中国之所以衰弱的重要原因。因为“世界一战场，人生一恶斗”，“兼弱攻昧弱肉强食”是无法逃盾的严酷现实，他大声疾呼：“欲图根本之救亡，所需乎国民性质行为之改善”。^[37]因此，他把主要精力用来改造国民性，以增强国民之“抵抗力”。对政治，陈独秀则有忽视倾向，认为伦理问题是本，政治问题是末，甚至在创办《新青年》时说：“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本志之天职，批评时政，非其旨也”^[38]在一九一七年还同胡适有“二十年不谈政治”的默契。从进化论思想出发，使陈独秀不能正确地处理个人和群众的关系。在他眼里，群众是没有进化好的“在水平线以下”的“一堆蠢物”。而“社会进化，因果万端，究以有敢与社会宣战之伟大个人为至要，自来进化之社会，皆有此伟大个人为之中枢，为之模范也”。^[39]“非有先觉哲人，力抗群言，独标异见，则社会莫由进化”。^[40]从而走向了英雄史观，从进化论思想出发，陈独秀认为，农民散漫保守，工人幼稚无知，广大人民群众犹如一盘散沙，正因为他们没有进化好，因此，不能成为社会变革的主力。在民主革命运动中，只能当资产阶段和小资产阶段的配角，帮助资产阶级去夺取政权，待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无产阶段才有革命可言，使其最终成为脱离工农的人。

总之，唯物进化论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思想的主线。这一哲学理论是当时中国最进步的思潮，陈独秀的许多合理思想和革命主张都是建立在这一理论基础之上，也是后来陈独秀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重要思想基础。但是进化论毕竟不是科学的思想理论，陈独秀的许多局限，偏见，乃至错误也与进化论紧密相关。对于陈独秀在这个时期的局限性我们也应历史分析。由于社会历史的复杂性，活动舞台的有限性，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暴力镇压，有些局限性是难以避免的。列宁说：“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需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41]新文化运动初期，进化唯物论在世界范围内虽不是最先进的哲学，但在马克思主义尚未传入的旧中国，却是最进步的理论。陈独秀在当时的确是尽力发挥了其“批判的武器”的作用，其历史功绩是不言而喻的。局限性并不是罪过，它给后人提供了教训，所以，当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暴发后，使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进化论并不是完全科学的理论，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是科学世界观。

参考书目：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1] [22][24][25][28][31][32][33][34][35][36][37][40]《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6、131、129、131、151、231、142、131、133、170、132、131-132、134、316、166、172、235、217、336、232-233、231、179、260、262、146、132、260、224、239-240、118、207、151页。

[20][23][26][27][29][30][38][39]《陈独秀书信集》新华出版社1987年版。第60、110、16、17、153、153、6、66页。

[41]《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