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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长林:方宗诚与曾国藩交游述考

作者:皖江 时间:2008-07-08 点击数:

内容提要:

   方宗诚乃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他早年虽师承于堂兄方东树,又与姚莹交谊深厚,与戴钧衡为同门好友,可谓得桐城派之真传。但其中年以后的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却与曾国藩有着重要的联系。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形式上则是亦师亦友,情感上却俨然是弟子之于恩师。

关键词:方宗诚  曾国藩  亦师亦友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又号 毛溪 居士、西眉山人、病夫等[],为桐城派后期名家。其中年以后之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与曾国藩有重要联系。其与曾国藩的交游,盖可分为入幕前、居幕及出幕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入幕前,二人基于对理学的共鸣,对经世致用的热忱,在经济、用人、治学等方面均有许多的共识;居幕时,方宗诚以一介儒生,一方面侍笔于曾国藩左右,兢兢业业,一方面则与曾国藩亦师亦友,时时切磋交流于曾帅前后;出幕后,因曾国藩的荐举,方宗诚官枣强达九年之久。可以说,方宗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即是与曾国藩交游的时期。因此,考察其与曾国藩的交游情况,于方宗诚的研究将有重要的意义。

一、神交于入幕之前

方宗诚,一介儒生,世居桐城乡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一方面致力于程朱之学,一方面于乡里授徒为业,其初次与外界名流交往,就是曾国藩的故友邵懿辰。陈澹然《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以下简称《考略》)云:道光三十年,“邵员外懿辰以书来论学。……先生交海内贤士大夫自此始。”

太平天国时期,方宗诚虽穷居深山,但仍以匹夫不忘国事的精神,留心时事,关心吏治,积极寻求拯世济民之方。安庆、桐城失守后,举家迁避山中,以不与太平军合作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并两次撰写《与邑人论城守书》(《柏堂集前编》卷五)揭于学宫,认为“保一城即为朝廷振作一城之正气,守一日即为皇上支持一日之纪纲”;“处今之事,当今之时,惟致命乃可救命,惟舍生乃可全生。救己必在救人,保家必先保邑。鼓其正气自可以灭贼,全其仁心始可以格天”,并提出六条城不可不守的理由,号召人们与太平军斗争。同时,还与戴均衡、马命之等人讨论对付太平军的计策(见《柏堂集前编》卷五);还直接出入于清军大营出谋划策,撰写《俟命录》以寻救世良方。

而此时的曾国藩则是一方面行走于朝堂之上,一方面“致力程朱之学,……以实学相砥砺。”[2]P7当太平军进攻到长沙,一路向东进军时,曾国藩此时虽丁忧在身,却仍然走访湘乡知县朱孙诒、团练罗泽南、王鑫等商量团练事宜,提出练丁“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平时“多设探报”[3]P92,并四处活动宣传,号召大家不要携家逃走,教之以“保守之方,镇静之道”,作《保守平安歌》[4]

二人虽然际遇有别,但对于理学的钟情,在积极谋划对付太平军,为清王朝谋求经世之策的热情上,却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此,才为二人后来的交游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平台。

检《柏堂集》,方宗诚对曾国藩的了解是先识于朝廷之《邸抄》,再亲验于湘军之严明。其《上曾节帅书》叙述其事云:“往年于邸抄中得读执事奏议皆关国家根本之计,私与朋辈窃叹,以为斯言果能施用,将可坐见德化之成也。……逮臧牧庵孝廉统兵来桐,始闻执事督师东下,已大破田家镇。……自李公(李续宾)入境,纪律森严,爱民如子,秋毫无所犯,愚民方知有朝廷之恩德,大帅之威仁,旋闻皆执事造就之将,练习之兵。”(《柏堂集续编》卷八)臧牧庵统兵来桐在咸丰四年十一月六日(十七日战死)。湘军破田家镇在咸丰四年十月中旬,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舟次田家镇”[2]P53。李续宾入桐城在咸丰八年九月初六日。也就是说,方宗诚于咸丰八年以前对曾国藩的了解都处于一种间接阶段,其直接与曾国藩交往则在咸丰九年入幕吴廷栋后。

咸丰九年正月,因吴廷栋之邀,启行之山东。其间,“先生命余教其二孙……每晚必至书斋讲论或即与予对案读书,至二鼓后始就寝。”“辨证宗诚《辅仁录》、《志学录》、《俟命录》。”[5]

由于与吴廷栋的直接交往,并深得赏识,故在当年就被吴廷栋举荐给曾国藩:“栋同乡有方君存之,名宗诚者,桐城茂才也。砥砺名节,讲求经济,其古文沈潜于义理,而气味酣厚,尤卓然成家。经历兵燹,感慨时事,著有《候命录》十卷,……存之曾以所著《俟命录》交戴存庄求正于阁下,而未得达。邵位西昔与存之屡通书,亦为论文之交。今岁存之避乱至山东,栋因留课两孙,……他日阁下移师入皖,终当嘱其踵军门而上谒,得面叩所学。……外附呈存之文二篇,祈指正。”[6]P173-174从信中看,此前方宗诚还曾托戴钧衡献《俟命录》于曾国藩,但不知何故未能传到曾国藩手中。

吴廷栋与曾国藩乃旧交,据《曾国藩年谱·道光二十年》所记,早年还曾有恩于曾国藩。云:“六月,移寓果子巷万顺客店,病热危剧,几不救。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熊经理护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由于吴廷栋的举荐,曾国藩很快就作了答复。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复吴廷栋》云:“二月之杪,由胡中丞处寄到惠书,并方君存之一书、《俟命录》三册。闰三月中旬,又接二月赐书,敬悉一切。《俟命录》在胡宫保大营传观一月,始达敝处。敝营诸友,又展转借观,始归弟手,诵览一过。”又云:“皖北古多质行之士,欲请方君归来,代弟物色,不必遽责以御侮之才。……敬求阁下代送途费四十金,俾存之兄得以束装南旋。”连路费都准备好了,也足见曾国藩邀请之诚。由于当时“竹如先生远出未可启行”,次年又“捻匪梗塞”,故宗诚并未入居曾国藩,而是应了“严渭春中丞留司章疏。”(《柏堂集续编》卷八《上曾节帅书》)

方宗诚与曾国藩首次见面,在同治元年二月。《考略》云:“时,安庆已全复。先生念安庆桑梓之邦,陷贼十年,感曾公救众振溺之德,遂由武昌返安庆诣谢。”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人本次见面的效果显然很好。《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三月》云:“初七日,未刻请徐毅甫、方存之等便饭,申刻散。”“十二日,……方存之、洪琴西来久谈。”“十九日,……存之、琴西来久谈。”“廿五日,……与邓守之、洪琴西、方存之等谈。”又是吃饭,又是久谈,可见相处融洽。方宗诚还顺便请曾国藩帮忙安葬几位师友,也都得到满意的处理,《方存之先生行年录》(以下简称《行年录》)云:“言先师许玉峰先生,亡友朱鲁岑、苏厚子、文钟甫、戴存庄、赵野卿、徐聿修学行节义于节相,节相出二百金,命玉亭为买山葬之。”[7]这次回安庆,留居一月后,于三月下旬仍回武昌严树森幕,直到同治二年,才正式入幕曾国藩。

二、以儒生入幕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云:“国藩幕府,除将相干济之材,独以文才容其间者,亦颇不乏人。巾服儒冠,诗书灿耀,武事既定,文术光辉,江南疲于兵燹之炎,而学术不衰,则诸人之力也。”方宗诚即被列入“以儒生游幕中者”一类。

同治二年正月,方宗诚辞别严树森到曾国藩幕。入幕后,主要做的工作:一是纂修《两江忠义录》;二是做曾国藩的诤友,并协助整理文书之类的事。

《考略》云:“曾公招归安庆修《两江忠义录》。居忠义局,凡五年。”《曾国藩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云:“廿二日,……方存之来久谈。”所谓“久谈”,当与方宗诚初次入幕居局的事宜有关,说明方宗诚正式入幕的时间即在此时。

忠义局,乃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七月署理两江总督时,为旌表节义而创设的一个专门机构。《曾国藩年谱·咸丰十年六月》云:“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员采访,详核事实,或由地方官汇报,或由该家属亲邻径禀,随时汇案具奏。”又《行营设立忠义局采访忠义第一案片》云:“臣奉命署理江督后,即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员采访,祥核事实,兼考世系,出示遍行晓谕,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该家属经禀。臣随时具奏,请建总祠总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8]该局设立后,据《曾国藩全集·奏稿》统计,仅安徽境内就先后上奏十七案,共计请求旌表人数达13991人。可见忠义局于当时为曾国藩在安抚战后人心,稳定政局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

忠义局的设立,在方宗诚看来诚属“激扬盛举”之事,并将其死于太平军之手的师友事迹录呈给曾国藩,希望能够起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之助”(《柏堂集外编》卷五《上曾制军》)。方宗诚当时居局的任务不在采访,而是在执笔编撰。《两江忠义录叙》云:“又命取所已奏者析府县为忠义表,胪列名氏,无使遗失,而其事迹稍详者,则命宗诚撰为《忠义录》一书,以省别,不以府县分,随奏报之前后著录,以待将来通志史传之所采辑。”同治七年,“纂修《两江忠义录》成,共数十卷。”(《行年录》)

在安庆修完《两江忠义录》后,方宗诚便前往金陵曾国藩幕中。《行年录》云:“(同治七年)七月,至金陵,居曾节相幕中”。从《曾国藩日记》中还可看出,方宗诚在金陵时与曾国藩的交流是相当频繁的。如七月二十六日云:“方存之谈颇久。”又八月二十九日云:“与方存之、张廉卿一谈。”又九月,初二日云:“至方存之处一谈。”十一日云:“傍夕与方存之一谈。”十六日云:“傍夕与廉卿、存之久谈。”二十日云:“夜核批稿簿毕。至方存之房中一谈。”

方宗诚本受桐城派真传,擅长叙述文字,居严树森幕府时,“为严公草《荐举贤才疏》,皆一时正人,当世传诵。”[9]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复方宗诚》书云:“荐举疏稿,接严中丞来咨,群谓当出君手。”入曾国藩幕后,除了纂修《两江忠义录》外,还帮助曾国藩处理一些其它的文字,如同治二年为曾国藩拟批《庵田归公示》,又受曾国藩之嘱,为朱兰作《到任正学术风化示》等(《行年录》)

或作曾国藩诤友,帮助出谋划策。如,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藩移节金陵,忠义局亦在随迁之列。但方宗诚从实际工作出发,认为忠义局整体迁移,不利于《忠义录》的修纂,随即上书曾国藩,指出“是局移金陵,则安徽外州县相去太远,其未报之忠义恐因是而不得请旌者多矣。……宗诚窃欲总局移设金陵,而安徽酌留数员,以为分局。宗诚亦请留此,以司其事。”后来曾国藩就采纳了这一意见,留方宗诚在安庆继续完成修纂工作。是年,还上书曾国藩,提出江南乡试不宜分闱等。又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前往山东与捻军作战,方宗诚便作《上曾爵相论平贼书》,为其出谋划策。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市民与教堂发生冲突,结果伤毙“法国十三人,俄商三人……。其焚毁房屋,……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又误毁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10]从而引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朝廷当即命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方宗诚为此四次上书曾国藩,为国人辩解,为曾国藩出谋分忧(见《柏堂集外编》卷十)

同治七年十一月,因曾国藩要上京入觐,方宗诚亲送至扬州。扬州一别,实际上也就成了方宗诚的出幕之时。

三、出幕入仕

扬州分手后,方宗诚旋即为曾国藩再次荐举入仕。方宗诚一生共受曾国藩两次举荐,前一次在同治三年十二月,“曾节相举予以知县,留于江苏尽先补用。奉旨俞允。”(《行年录》)后一次即在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年谱·同治八年》云:“(正月)十七日,具折请训,又递折奏略陈直隶应办事宜,请酌调人才,以资差委,……并开单奏调道员钱鼎铭、陈鼐,知府李兴锐、知州游智开、赵烈文,知县方宗诚、金吴澜及员外郎陈兰彬八员召见,奏对数十语,皆疏中事也。”据《考略》所述,前一次方宗诚并未同意出仕,事隔六年,曾国藩再次荐举,加上黄彭年的劝说,才勉强同意出山。《考略》云:“八年已巳,……曾公移督直隶,奏调人才凡八人。其疏称先生熟于宋儒之书,素讲爱民之道,调至直隶,冀吏治稍泽以儒术。……作书辞谢。……初,曾公以知县奏保,先生作书辞,至是复上书辞谢,曾公强之,赠金二百为行。时贵筑黄先生彭年亦致书曰:‘曾侯有淄衣之好,而先生守介石之贞,时势家况,不能遂如人意,窃为苍生忧耳。’”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启行赴直隶”,九月“十八日,至直隶。二十四日,见曾中堂。”《考略》云:“初,先生自得保荐,未尝入官属,至是,犹以宾礼见,再陈不堪入仕状,曾公笑许之。先生与游刺史同寓,越日,曾公亲至寓赠金为旅费,不许辞。”曾国藩此时的《日记》亦多记述其与方宗诚的交往。如,十月二十四日云:“坐见之客八次,中如方存之、吕廷芷坐均甚久,不复作他事矣。”又十一月初二日,“方存之来久谈。”初八日,“方存之来久坐。”十五日,“陈怍梅、方存之先后来谈。”又十二月廿三日,“方存之来久坐。”又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方存之来久谈。”十八日,“方存之来谈甚久。”二月十二日,“坐见之客三次,方存之、石芸斋坐颇久。”十四日,“请候补州县五人来阅卷,与之一谈。”二十九日,“方存之来,久谈大半时。”三月初二日,“方存之来久谈。”十六日,“方存之来久谈。”廿三日,“方存之来一谈。”四月初六日,“方存之来一谈。”十一日,“方存之来一坐。”等等。从这些“久坐”、“久谈”、“谈甚久”等字眼中,足二人交谊的非同一般,与《考略》所述当可相互发明。

同治九年八月,因曾国藩之邀,方宗诚前往天津大沽观察海口形势。《曾国藩日记·同治九年》云:“[八月]十二日,未初,请吴彤云、方存之等小宴。”“二十六日,……方存之来一谈。”

当到省一年期满,例应补缺时,曾国藩因天津教案之事,弄得“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五中耿耿,引为深耻。”[11]还督两江后,方宗诚也因此无意于留官直隶。《考略》述其时宗诚的思想状态云:“曾公还督两江,先生终不欲入官,与曾公商论出处,语详行谊,略请从归江南,曾公及继督合肥李相国皆不允。李公遂奏请补冀州之枣强。”《曾国藩日记·同治九年》所记:“[五月]初八日,……方存之来一谈。”“[六月]初三日,……方存之来一谈。”“初六日,……方存之谈颇久。”

同治十年二月,方宗诚正式到枣强就任,其后虽勤于公事,但与曾国藩仍书信不绝。从曾国藩于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复方宗诚的一封信中,即可见其一斑。书云:“阁下荣补枣强,闻已履任。窃计深仁卓识,克己勤民,必可与子岱、龚、黄齐美,张、祝并称,不至让渠独步。到官后有无棘手之处,尚祈示及。”其后于同治十年七月初八日给陈鼐的信中问及方宗诚云:“存之到任数月,治状何如?能与子岱并驾否?直隶州县动多负累,若使诸君不登债台,端赖调甫方伯与阁下有以护惜之。”

是年八月,曾国藩在收到方宗诚的书信后,旋即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明确要求给方宗诚以必要的关照,云:“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真挚,久为朋辈所信。昨有书来,述其在任办事似尚振作精神,力争上流。当时劝其服官,许以决不令其负债,尚求左右力践斯约。”[3]P7516老友虽已离幕,而其殷殷之期,牵挂关照之意,仍无与言表。

四、亦师亦友之交

方宗诚与曾国藩在名分上虽是幕僚之于府主,但在情感上更多的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二人前后相交十余年,方宗诚虽未入室曾门,但并不表示他没有入曾门的愿望。早在咸丰九年吴廷栋给曾国藩的信中就说:“他日阁下移师入皖,终当嘱其踵军门而上谒,得叩所学。” [6]P174从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方宗诚就曾试图通过戴钧衡向曾国藩献《俟命录》,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指点。所以吴廷栋在荐举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向曾国藩提出他日“当嘱其踵军门而上谒,得叩所学”了。

明年四月十五日,曾国藩在《复吴廷栋》中,对《俟命录》既有充分的肯定,认为“其坚忍冰蘖,以励岁寒之操;崇奖节义,以激顽薄之俗,与此间胡润帅、左季高、李次青诸君子所论,大略相同。”同时,对其记载失实,以及褒贬过激之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惟所述时事,类多传闻失实,笔端褒贬,或伤于激。窃意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方君所造,似尚未臻此诣……”[3]P1365-1366

同时,曾国藩还将自己的看法直接反馈给方宗诚:“石徂徕作庆历圣德诗,分别邪正,累数百言,诗出太山。孙明复曰‘子祸始此矣。’祸不祸,无足计较,独所称危行言孙者,乃圣人之道也,盍留意焉。”[12]对曾国藩的指点,方宗诚当即在复书中表示了自己的感激:“……惟箴砭谬误,实中肯綮。迂生鄙识,得荷大贤之裁成庆忭,曷可言喻。”又云:“拙著敬求军务余暇,尽赐斧削,感荷无既。”(《柏堂集外编》卷四《覆呈曾涤生制军》)并表示将来若道路可通之时即“趋叩节署,籍得以所业请正奉为师资。”(同上)同治元年春,方宗诚首次回安庆拜谒曾国藩,临别之时,还获得曾国藩题赠的楹联一幅。后寄信曾国藩云:“承赐箴言,时深省惕。昔张横渠、孙复明两先生因范文正公之教,遂成名儒,恨宗诚质劣才庸,不克如古人之精进。”[13]这里,方宗诚虽不敢以张横渠与孙复明自况,但却将曾国藩比作范文正公,也足见其对于曾国藩的心仪之情了。

入幕之后,曾国藩之于方宗诚,一方面,在修身、治学、为文等方面对方宗诚不时有指点之恩,另一方面,方宗诚亦时时以曾国藩为榜样,将曾国藩视为自己的恩师。

曾国藩对方宗诚的教诲情况,在《曾国藩全集》中所见资料并不多,但我们从其它地方仍可见出一二。如,彭玉麟《辅仁录叙》云:“曩曾文正公称方君存之友直、友谅、友多闻,乐多贤友,乐道人之善。”这是一种正面鼓励。又如同治二年,方宗诚入幕后,约三、四月间,曾国藩教导方宗诚云:“《大学》所谓‘赫兮喧兮,必先以瑟兮兮。’学问须在心地上战兢、恐惧、笃实、誾修,而后发为威仪,乃所谓笃实而有光辉也。(《辅仁录》卷四)又云:“读书穷理应事作文,皆要心细,不可粗心,天分高才气盛之人,最患心粗。”(同上)八月份又对方宗诚云:“古人学问虽无所不贯,而用力处止一二字,终身行之不尽。……予近数年止深爱‘勤俭’二字,修己、治人、教家、淑世,总不可离‘勤俭’二字。不勤,断不能进德,不能修业,不能办事,不能耐苦;不俭,断不能廉以持己,惠以及人。”(同上)同治四年曾国藩又写信提醒方宗诚为文应忌“率易”之病,须讲究“训诂”之法等等(《柏堂集外编》卷七《复曾节相》)

曾国藩不仅在传统的道德文章上对方宗诚有诸多教诲,而且在自己所接触到的最新的西洋学问也不忘让方宗诚见识一二。如,他曾将李善兰新译出的《几何原本》赠送给方宗诚阅读(见《柏堂集外编》卷八《上曾节相》)。从咸丰八年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述平生“三耻”时,将“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14]列为首耻。而将自己列为首耻的最新书籍,赠给方宗诚看,至少从某个侧面说明二人交谊之不一般。

实际上,曾国藩没有把方宗诚当普通幕僚看,方宗诚也同样没有把曾国藩当普通的府主来看,观其给曾国藩的书信,俨然将曾国藩看成自己的老师,并已之为榜样的。

同治五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就曾云道:“亲承教育数年,……宗诚虽不能希其万一,而心实奉以为师。”(《柏堂集外编》卷八)同治十年,到枣强任后,给曾国藩的一封书信又云:“早见吴竹如先生及中堂居官,皆以应事、读书合而为一,宗诚窃私其意,庶几仕学相资,官民一体,……以期仰酬至教于万一。”(《柏堂集外编》卷十一)作于是年夏季的另一封信又云:“宗诚生平见当代贤人君子甚多,惟于竹如先生正学清德及中堂之厚德宏量,真中心悦而诚服者,而相从亦最久。”(同上)“二月十五日履枣强任,……惟守定中堂‘勤俭’二字,及竹如先生‘寓教养之意于听讼断狱之中’二语,实力行之。”(同上)

从曾国藩同治十年五月回复方宗诚的一封信看,方宗诚不仅是心中将曾国藩奉为老师,而且在形式上还希望能履行一个正式的入门手续。曾国藩信云:“又承以相知有素,欲正师生之称。……谨将尊柬奉璧,此后相约书问往还,常以箴言互相切劘。[3]P7431所谓“将尊柬奉璧”,说明方宗诚当时已正式向曾国藩恭递了拜师贴子,只不过这位令他心仪已久的老师,即将走到其人生的尽头,已无收徒之意了,故而退回“尊柬”。

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中云曾国藩幕中“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者凡26人,其中“莫友芝、俞樾、王运、李善兰、方宗诚、张文虎、戴望皆以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15]方宗诚的成就是否能与莫友芝、俞樾、王运、李善兰诸贤相比,姑且不论,但说方宗诚与曾国藩“往来不常”,从上述考述中,可以看出,还是值得商榷的。

注:

[1]

[2]黎庶昌撰、梅季等标点《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6月版。

[3]《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6月版。

[4]《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22-425页,岳麓书社198612月版。

[5]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九年己未》(《柏堂遗书》本)。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7月版。

[7]又《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方存之先生”条亦有叙及。

[8]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奏,《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197页,岳麓书社19874月版。

[9] 孙葆田《桐城方先生墓志铭》,见汪兆镛纂辑《碑传集三编》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10]朱金甫主编《清末教案》第1册,第794页,中华书局19966月版。

[11]钱应溥代拟《奏为天恩未报臣病垂危伏枕哀鸣仰祈圣鉴》,转引自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4月版。

[12]《柏堂集外编》卷四转录自《求阙斋文钞》。按,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书信》缺收。

[13]《柏堂集外编》卷六《上曾相国》。按,楹联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载《辅仁录》卷三、《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曾国藩全集》缺收。

[14]王澧华、向志柱注释《曾国藩家训》第9页,岳麓书社19998月版。

[15]《碑传集三编》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见方宗诚《柏堂文集自叙》(光绪年刻《柏堂遗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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