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在清末民初以古文笔调翻译了西洋小说189种，把外国文学大规模移植到中国来，促成了中国文学的巨变。他是古文家，颇为晚清桐城派“护法”，但他从不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按桐城派的清规戒律行事；他虽是改良派康梁思想的认同者和回应者，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书生”身份。古文家身份为他翻译传播新文学新文化的事业带来了特殊色彩，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成了他晚年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他对外国小说的介绍、评价，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他仿效西方文学的尝试，对推动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其作用也不可忽视。

一

林纾(1852—1924)虽非维新派中人，但他是维新派政见和理论的最佳回应者、实践者。他认同康有为(1858—1927)、梁启超(1873—1929)的政见，并付诸行动，用最出人意料的方式，把自己的难以弥补的缺点转化为没有人可以企及的优点，以一个完全不懂外文的人，翻译了189种西方小说，通过这件惊人的工作，把中国读者带出去看世界，也把西方文学移植到中国，促使中国文学发生史无前例、不可阻挡的巨变。他的古文家身份以及他对古文的专业敏感，本来可能是他接触西方的最大障碍，在当时却成了他介绍西方文学的最有效工具。康梁最希望看见的打破东西文化隔膜的局面，在他二十多年努力笔译中终於实现了。然而故事就像他翻译的许多西方小说一样，并不以中国传统式的大团圆收场。经过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辛勤劳作之后，他惊觉他所迎来的事物，竟然要动摇他安身立命之所的孔孟道统。於是他奋然而起，在传统势力沦亡之际，舞动戈矛，希望回天转日。(1)可惜历史潮流逆转不得，中国社会已经从传统过渡到现代，走上了世界化的不归之路。梁启超在1920年写《清代学术概论》，提及林纾的只有寥寥数句：

有林纾者，译小说百数十种，风行於时，然所译本率皆欧洲第二三流作者：纾治桐城派古文，每译一书，辄“因文见道”，於新思想无与焉。(2)

林纾晚年因为反对新文化、新文学，在五四运动(1919)前后已成了人人皆得而骂之的“歹角”，不骂他好像就显不出自己进步。梁启超在这种情势下有意贬抑林纾，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如果我们回顾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前后林纾对改良事业的支持、对康梁的同情、以及他的翻译事业对引进西方文化的贡献，梁氏的这几句评语便显得很不近人情了。“因文见道”，是林纾利用了古文家的特长，在1913年以前的译书中，大量加插序跋，借题发挥，呼应康梁的维新、立宪主张，发挥了他们力所不及的功效。他全面的把西方社会介绍到中国读者面前，使梁启超介绍的新思想、新学理可以落地生根，是梁氏的功臣，不能说“於新思想无与”。梁氏透过日本文献接触西方文学，他肯定知道林氏翻译的莎士比亚、狄更斯、巴尔札克、孟德斯鸠、雨果、托尔斯泰、小仲马诸家，无论如何都不能算是“欧洲第二三流作者”。（事实上梁氏也一再称引莎士比亚，又在《新小说》上刊登过雨果、托尔斯泰诸人的肖像。）林纾的古文宗尚唐宋，也曾感於知遇之恩，为桐城派“护法”，可是他从来没承认自己是桐城派，也不高兴人家把他列为桐城派。在桐城派被视为“谬种”的时候，梁启超特意给林纾派一顶桐城派的帽子，颇有落井下石之嫌。林纾以后对梁启超深表不满，恐怕也与梁氏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这几句有失分寸与敦厚的说话有关。(3)

激於爱国救国的热情，林纾曾在一段很长时间内把康梁的言论奉为北斗明星。1897年初，梁启超在《时务报》发表了《变法通议》的“论幼学”专章，林纾马上以村塾教师的身份加以回应，取白居易(772-846)讽喻新乐府之体，用浅白近俚的语言，写了《闽中新乐府》32首，在1897年底付梓印行，作为童蒙教材。他在自序中说：

儿童初学，力图强记，骤语以六经之旨，则悟性转窒。故入人以歌诀为至。闻欧西之兴，亦多以歌诀感人者。闲中读白香山讽喻诗，课少子，日仿其体，作乐府一篇，经月得三十二篇。吾友魏季渚爱而索其稿，将梓为家塾读本。(4)

他对传统教育的反省，新教学形式的尝试，以至他对西方的认识与取法，都明显有《变法通议》“论幼学”的影响在。“论幼学”比较了中国与西方的童蒙教育，批判了幼学授经的做法，提出了“歌诀书”的构想，都为《闽中新乐府》所遵循。32首的内容，尤其紧贴着梁氏所列举的激发国耻、旁及彝情、宦途丑态、试场恶趣、鸦片顽癖、缠足虐刑各项，(5)而且能够把中国同世界比较，从而看到中国的处境和问题。这里面有警醒瓜分之祸的《国仇》（“激士气也”），有敦促认清当前中外形势的《渴睡汉》（“讽外交者勿尚意气也”），有检讨童蒙教育的《村先生》（“讥蒙养失也”），有提倡女子教育的《兴女学》（“美盛举也”），有反对缠足的《小脚妇》（“伤缠足之害也”），有揭发社会问题如荷徵杂捐的《关上虎》（“刺税厘之丁横恣陷人也”），有讽刺科举取士的《破蓝衫》（“叹腐也”），有感叹鸦片之祸的《生髑髅》（“伤鸦片之害也”）。这组诗与康梁的政论有共同的主题：取法西方，改良中国：它表现了作者对世界的认识以及他学习西方的迫切之情。胡适(1891-1962)在近三十年后才看到林纾的《闽中新乐府》，大为惊讶，认为这组诗说明作者“做过社会改革的事业”，也“做过很通俗的白话诗”。(6)当梁启超和夏曾佑(1863-1924)、谭嗣同(1865-1898)还在以“撏撦新名词”为“诗界革命”的时候，林纾已经跨出了更大的一步，以白话写诗表达他的新思想了。

出於对改良派理念的认同与宣扬，林纾在文章中不断提出要学习西方，要吸收新学，他也常引西事以作举例。他在1900年写的《译林叙》中说：

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勤於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之许，又漫与之角而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矣。(7)

他在1902年撰《尊疑译书图记》，称美严复(1854-1921)翻译的《群学肄言》(Herbert Spencer(1820-1903):The Study of Sociology)，强调西学的重要：(8)在1905年写的《洪罕女郎传跋语》(Henry RiderHaggard(1856-1926):Colonel Quaritch,V.C.)，他提到自己讲学时“敦喻诸生，极力策勉其恣肆於西学，以彼新理，助我行文，则异日学界中定更有光明之一日”(9)而在《伊索寓言》识语中更强调不学则要沦为奴隶。(10)

可是林纾与康梁有一点本质上的不同。康梁以参与政权或夺取政权作为实现改良的一个重要基础，他们的一切活动莫不以此为出发点，他们的政治取向是很清楚而毫不掩饰的，他们是政治家。林纾却不然。他始终坚持“书生”的身份，从1899年起更绝情仕宦。他关心政事，是因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感。他结识了一些改良派行动家如林旭(1875-1898)，他差不多毫无保留的认同改良派的政治理想，在实际行动和言论上也加以宣扬鼓吹，可是他从来没有参加改良派的政治团体。他的性格近於“任侠”，为了理想，乐助人之成，但他却不愿受政团的约束，(11)他愿意以康梁的同路人自居，却不愿党同康梁。他始终最珍惜自己“古文家”的身份，以此为荣，远过王侯；古文家这特殊身份使他的翻译事业带有特殊的色采，而以游侠自命的古文家，更是驱使他晚年奋力抗拒新文化、新文学的主要因素。

二

林纾以古文名家，但他一生与桐城派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他11岁从同县薛则柯(1804-1875)学欧阳修文，两年后转从朱韦如学制举文。(12)20岁在岳父资助下从陈蓉圃治学。(13)在文章方面他没有跟从过名师学习，在50岁（1901年）到北京之前，也不曾与桐城文派中人有往来。他的古文造诣纯由自学，沉潜於左、马、班、韩数十年。他虽然遵循桐城义法，也心仪归有光(1507-1571)、方苞(1668-1749)之文，但从不以桐城派自命。1901年，他以文名就聘北京金台书院讲席，又任五城中学堂国文总教习。(14)在北京他有机会与桐城派的吴汝纶(1839-1903)见面，吴对他的古文深致称许，说“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气者。”(15.jpg}1906年，他又与吴汝纶的弟子马其昶(1855-1930)结交，马氏对他古文的成就更为推许。同年他受聘京师大学堂为预科及师范馆经学教员。他在1908年为商务印书馆编《中学国文读本》《国朝文》卷，其中率多桐城派的文章。据钱基博(1887-1957)说，林纾论文本不专主唐宋，并不贬抑魏晋文，后来与桐城中人来往多了，才偏重唐宋；入民国之后，因在北京大学中与主魏晋文的章氏弟子一派不合，与桐城派中人在1913年相继离开北京大学，从此对魏晋文派深有成见。(16)1914年《韩柳文研究法》出版，马其昶为他写序，同年又应邀为康有为主持的孔教会讲古文，力倡唐宋八家。1917年发起古文讲习会，亲自主讲。1918年出版《古文辞类纂选本》。由於他在言行两方面都与桐城派中人接近，当时人也就视他为桐城派。1921年，林纾在上海与康有为见面，康有为问他何以要学桐城，林纾颇为不悦，也一再否认自己是桐城弟子。(17)

林纾不肯承认是桐城派，显然有他的苦衷。一般说到桐城古文，都会着眼於三个方面。其一是义法，即方苞所说的“言有物”和“言有序”，也就是表达技巧的问题、怎样去描写和叙述的问题。桐城派处於中国古典散文发展的最后阶段，它具有清代文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对以前作品技法的细心归纳，以求取一些规律，转而应用於创作。其二是语言。方苞亲手为桐城古文定下了许多清规戒律，他说：“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杂翰林旧体，无一雅洁者。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18)这些戒律的目的是从消极方面使语言雅洁。第三是载道。桐城派古文家重视孔孟道统，程朱理学，以弘扬道统作为文章的理想。因为要载道，许多与载道无关的题材，如男女之感情，悲怆的情调，都很少写及。
在义法方面，林纾固然与桐城派毫无芥蒂，这是他最擅长的技艺，也是他与桐城派中人沟通最相得的一环，在他漫长的翻译事业中，他最优而为之的是借用桐城古文家义法的绝技，以介绍、分析西方小说，又把西方小说和中国的叙事文学相比较。在语言方面，林纾可不想受困於种种清规戒律，事实上在当时西方文化冲击的环境下，以他的维新思想，特别是在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要守这些清规戒律根本是不可能的了。(19)在载道方面，林纾早年从岳丈刘有棻受程朱道学，本与桐城派气味相投，但其为文“出之以血性”、“强半爱国思亲作”、“无大题目”，(20)又与桐城文派大相迳庭。然则林纾一再抗拒“桐城派”的标签，是出於自知之明与写作自由之追求，桐城中人引他为知己，是出於统一战线的考虑，外人把他列为桐城派，则是不很美丽的、有意的“误会”了。

不作桐城派无妨於他作古文家。避开了语言的清规戒律与题材的划地为牢，他的写作空间陡然扩阔，适应了他自己与社会的种种需要：宣扬改良的需要，迎接世界的需要，抒写激情的需要，时代的需要，读者的需要，以至於他一己经济的需要。桐城文派自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文化冲击的新环境里，已出现了严重的适应危机，自龚魏以下的改革家，思想家，以攻击传统为己任，大都与桐城文派划清了界线，自谋生路，也不以古文家自命。林纾的做法较特别，他仍然坚持当古文家，但他已为古文重新定位，打破了语言的禁忌，扩阔了题材，引进了前所罕有悲怆感伤情调，又以古文义法为手段去沟通中西文学，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使古文在危亡中重拾一些尊严，也最后一次发出异常夺目的光采。尤其难能的是他使古文适应了市场需求，使古文成了有利可图的商品。(21)这显然是桐城古文家身份所做不到的。 　　　

三

林纾不谙外文，也没有机会游历外国，不过他认识了在马江船政局工作的一批曾经留学法国或到过外国的朋友，如魏瀚、王寿昌、高而谦等，他从他们那里认识了世局，他在《闽中新乐府》中的一些对世界的看法，便是他与这些朋友议论所得。(22)就在写《闽中新乐府》的同年(1897)，他在这些朋友的鼓励下，与王寿昌合作，由王口述，他执笔，翻译了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林氏弟子黄浚(1891-1937)《花随人圣āｎ＠④摭拾》曾记述过此事，(23)林纾的翻译事业开始得很偶然。魏瀚和王寿昌出主意要林纾干这件史无前例、在当时看来并不合时代需要的事，主要是看中了林纾的古文功力，也深识他是性情中人，是把法国文学介绍到中国来的最佳人选。果然，这本书在感动万千中国读者之前，已先赚了译者的情泪。(24)《巴黎茶花女遗事》在1899年初出版，只印一百册，却马上轰动，几个月后汪康年(1860-1911)的《昌言报》就把它重印，并以“巨资”致酬，林纾不受酬资，把版税捐给福州蚕桑公学。(25)戊戌政变前后林纾是很热心的改良迷，他的第一本翻译小说不能和改良事业拉上关系，对他来说不无遗憾。但把稿费捐给了蚕桑公学，总算是有助於维新事业，了却一件心事。不过以古文翻译西方小说可以得丰厚的报酬，对他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启示，也是很大的吸引与鼓励，是他以后大量翻译的主要动力。

魏瀚和王寿昌这两位有心人，他们在法国学的是理工科，却有那样敏锐的文学触觉，要把华夏独缺的感伤尽致的爱情小说介绍进来，又慧眼独具，选中了林纾作为合作者，一念之间触动了中国历史上一场庞大而影响深远的翻译事业，再由翻译而促使中国文学发生巨变，文学史实不应忘记他们的功劳。林纾这本初试啼声的翻译小说，虽然让他的感伤情怀得以涤荡，也使他一举成名，可是他必然为此事之没能跟维新改良沾上边而怏怏。(26)他托朋友在巴黎买了《拿破仑第一全传》和《俾斯麦全传》，主动找魏瀚、王寿昌、高而谦等人合作翻译，可惜没有人敢答应，因为难度太高。(27)他又鼓励学生林长民(1876-1925)等人办翻译杂志《译林》，宗旨在开启民智，以作维新事业之助，他自任“监译”。《译林》1901年在杭州创刊。

林纾翻译事业的路向在他翻译第二本西洋小说美国女作家斯土活(Harriet Beecher Stowe, 1811-1896)的《黑奴吁天录》时已确定下来。1901年，他在杭州与曾就学於上海圣约翰书院（圣约翰大学前身）的魏易(1881-1930)合作，用了六十六天时间，由魏易口述，他执笔记录，把《黑奴吁天录》翻译成书。林纾为此书写了一序一跋，把书中所述美国黑人遭奴役事，联系到当时美国歧视、虐待华工的浪潮，进而警醒国人国势衰弱、沦为奴隶的危机。这一来他就很自然的把自己的翻译事业放在维新改良的轨迹上。他这种做法非常成功，他的文学翻译成了改良派维新事业不可缺少的一翼，兼具宣扬改良、批评社会、移植外国文学和引导读者认识中国以外世界的种种功能，正是当时社会所急切需要的，加上他运用了“旧瓶效应”，以古文译书，更使他推介的新思想、新事物易於深入民心。

林纾翻译西方文学作品（其中以小说为主）数量惊人，是众所周知的。据统计，林译作品有189种，包括未刊者23种。(28)他的翻译事业始於1897年，终於1921年，前后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翻译作品来自英国的最多，占半数以上，共106种，其次是法国，共30种，美国有26种，俄国有12种，此外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各一种。(29)不少人惋惜林纾不懂外文，受口译者所累，选择不精，浪费不少精力。我认为在当时的文化环境中，不懂外文这个本来是致命的、不可原谅的缺点，在林纾反而成了无人可及的优点。如果他懂外文，最多只是精通一种外文，根本不可能译出十余国的作品。如果他精通外文，他在翻译时可能严於取舍，下笔时可能字斟句酌，在意译与直译之间痛苦挣扎，也许不可能在二十四五年内译出189种作品。我们只要看与他齐名的严复，努力不懈，在1894年到1915年21年间，只能译出作品11部，(30)便知道林纾不懂外文与他译书数量之多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那个外国文学作品极端缺乏的环境里，数量显然比质量更重要。而要较全面的移植西方文学，夹杂不同民族风格、艺术风格，有经典的作品，也有市俗的作品，无疑是最恰当的。更何况他的翻译小说还背负着介绍中国以外世界的重任，他在翻译时的广征博采，就更是最符合历史需要的。曾朴(1872-1935)曾劝林纾改用白话翻译小说，也要有计划的精挑细选，可是林纾一口拒绝了。(31)林纾是不得不拒绝的，林纾要听了他的话，林译便不成其为林译了。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里说：“好译本的作用是消灭自己：它把我们向原作过渡。”(32)这话说得真好，是对林纾的最大恭维。其实林译何止消灭自己，它也把传统文学和传统文化拿来陪葬，使我们向新文化运动、新文学运动过渡。

在介绍西方文学的时候，林纾的古文家身份和古文造诣发挥了最积极的作用，把阻碍吸收、接受西方文学的事物一扫而空。古文家“因文见道”的习性，对“义法”的讲求，以及他运用“旧瓶效应”，以类似文言的文体译书，是他使西洋小说为中国读者乐於接受的三件法宝。这其中最重要、最起作用的便是为翻译作品写的序跋了。林纾在辛亥革命以前翻译的小说，差不多都附有序、跋、译余剩语一类的说明。(33)这些说明一般都在千字上下，像《爱国二童子传达旨》那样长近三千言的并不多见。这其中有两类内容最值得注意，其一是借鉴外国小说中所见之国民性而进行自省，这是出於宣扬维新改良的需要，是“因文见道”；另一是由“义法”出发，分析外国小说，以尽绍介之功。

中国近代思想家因外来冲击而展开的自省过程，是从鸦片战争之后开始的。最初的自省是着眼於物质的：我们科技不如人，没有洋人的船坚炮利。跟着的自省是着眼於制度的：我们的社会制度不如人，没有外国的民主议会制度。其间也有一些思想家会在物质与制度之外思考到“人心”问题，可是这方面的反省是比较肤浅的，主要是针对朝廷大员因现存制度而形成的庸惰，如魏源在《海国图志序》所提出的。当时思想家没机会广泛接触、深入了解异国之民，无法从国民性的角度去比较中外的异同，见出一己民族之弱点，而提出国民性的改造。梁启超在戊戌政变之后流亡海外，有机会直接比较中外的国民性，始能提出新民说，讨论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林纾在梁启超的影响下，他翻译外国小说的时候，也特别注意到东西国民性的不同，以小说中的具体事例，比照自己的国民，从而呼应梁的号召，提出国民性之改造。国民性之反省与改造是近世中国走向世界重要一环，它一方面显示国人摆脱落后的努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对大同世界的企盼。

林纾在译序中经常提到的国民性是怯懦与奴性。他在《剑底鸳鸯序》(Walter Scott(1771-1832),The Bethrothed)中，因为其书“叙加德瓦龙复故君之仇，单帔短刃，超乘而取仇头，一身见缚，凛凛不为屈。即蛮王滚温，敌槊自背贯出其胸，尚能奋巨椎而舞，屈桥之态，足以慑万夫”，便进一步讨论到民族性问题：“究之脑门人躬被文化，而又尚武，遂轶出撒克逊、不列颠之上。今日以区区三岛凌驾全球者，非此杂种人耶？”他马上就以此和中国的国民性比较，而得出“吾种倦敝”的结论。(34)在《埃斯兰情侠传序》(Henry Rider Haggard(1856-1925),EricBrighteyes)中，因为小说中述及的埃斯兰之民，“洸洸有武概，一言见屈，刀盾并至，……虽喋血伏尸，匪所甚恤，”联想到“英、法之人，重私辱而急国仇，”再反思中国的情况，“自光武欲以柔道理世，於是中国姑息之弊起，累千数百年而不可救。吾哀其极柔而将见饫於人口，思以阳刚振之”，(35)因而提出敢於反抗欺凌压迫的尚武精神。而在《鬼山狼侠传序》(Haggard,Nada the Lily)中，又因为狼侠洛巴革“始终独立，不因人而苟生”，而反思中国多苏味道(648-705)、娄师德(630-699)一类的奴才，“火气全泯，槁然如死人”，又多“茹柔吐刚”之败类，“往往侵蚀稚脆，以自鸣其勇，如今日畏外人而欺压良善者”。(36)林薇指出，这种在文学作品中对国民劣根性的反思，下开五四新文学中对国民性批判的先河。(37)

林纾在译序中对外国小说的绍介、评价、分析、称许，在中国文学史上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事。自鸦片战争以后，国人先则承认科技不如人，继则承认社会制度不如人，至於文学一事，由於对外国文学毫无认识，遂得以维持夜郎自大心态，以为这是中国胜於西洋之一端。林纾以古文名家身份翻译西方小说，以古文技法的标准去衡量西方小说，不但发现西洋小说的文学价值可以比肩左、马、班、韩，还指出西洋小说有些地方非中国古代的文学大师所能及。

林纾早在1901年写《黑奴吁天录·例言》时便已开始用古文义法来评价西方小说，他说：

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38)

在1905年写的《斐洲烟水愁城录序》(Haggard,Allen Quatermain)中，进一步以此小说与司马迁《史记》的《大宛列传》相比，认为其书“写洛巴革为全书之枢纽，此即史迁联络法也，文心萧闲，不至张皇无措，斯真能为文章矣。”(39)在1907年写的《孝女耐儿传序》(CharlesDickens(1812-1870) The old Curiosity Shop)中，更认为狄更司能为中国古代大文学家所不能(40)。

林纾为数至多、包涵至广的外国小说中译，是当时中国人认识世界，特别是认识外国人的人生观的重要窗口。小说本身固然描写了西方人生观与价值观，对国人有他山之石的作用，林纾基於宣扬改良的需要，也经常在译序中对比东西方人生观的不同，而鼓励学习西方积极、进取、务实的人生态度。例如他翻译法国沛那(G.Bruno, 1833-1923)的《爱国二童子传》(Le Tour de la France Par Deux Enfants)，书中言及法人孟叔及嘉纳在国家沦亡之际，脚踏实地，不枵响，不浮气，“培植子弟为工程师，立实业学堂无数”。卒能制胜於外。这种“实业救国”的故事，对中国人固然新鲜而有启发，林纾更以之与中国人“状元宰相”的人生观对比，认为中国人自古至今都以官位名禄为人生目的，即使科举废行，学子仍以法政一门为尚，可见这种价值观念牢不可破。他在《爱国二童子传达旨》中说：

人人慕为执政，其志本欲以救国，此可佳也，然则实业一道，当付之下等社会矣。西人之实业，以学问出之，吾国之实业，付之无知无识之伧荒，且目其人、其事为贱役，此大类高筑城垣，厚储甲兵，而粮储一节，初不筹及，又复奚济?(41)

这种改变人生观的教育，是林纾借翻译小说带国人认识世界的一个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