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散文流派，也是有清一代势力最大、影响最着、延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流派。康熙、乾隆年间，在封建政权日益巩固的形势下，“复古明道”的说法得到了进一步提倡的机会和发展的土壤。在方苞、刘大櫆、姚鼐的号召下，当时鼓吹程朱道学、提倡唐宋八大家文体的人形成了一种文学理论和古文运动。由于他们大都是桐城人，因此人们称他们为桐城派。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是从方苞开始建立的。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时进士。他曾因为戴名世《南山集》案下过狱，后释放，官至礼部右侍郎。有《望溪全集》。
　　方苞的文学见解，在他《答申谦居书》中说得最详细。他认为作文要讲究义法：“义即《易》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又书货殖列传后》)。言有物，是说文章要有内容；言有序，是说文章要有条理、有层次、有技巧，也就是指形式。不过，方苞所指的内容有特定的含义，那就是有关圣道伦常的内容。他曾经声明“非阐道翼教，有关人伦风化不苟作”(雷鋐《翠庭卜书》)。义法后来形成桐城派文论的中心。方苞主张要写好文章，必须学习古文的法则，必须向古代学习。古代文章的顶峰首先是“六经”“语”“孟”，其次是《左传》、《史记》，再其次是唐宋八大家，最后是明代的归有光。这既是道统又是文统，是道统与文统相结合的完整的体系。方苞还认为，古文由于要“载道”、“明道”，它的语言与诗赋一类文体不同，应该雅洁严谨；“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句、诗歌中隽语、南北史佻巧语”，均不能掺杂进古文，只有这样　　古文才能达到“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的境界(《古文约选•凡例》)。
　　方苞的理论，一方面客观地反映了要把我国历史悠久的古代散文系统化、规范化的历史要求，不无可取；另一方面由于思想保守，设置各种清规戒律，违背了文学规律，也窒息了散文发展。从本质上说，他的理论与当日盛行的八股理论在精神上是相通的。钱大昕在《与友人书》中引王若霖的话批评方苞，说他是“以古文为时文，却以时文为古文”，是很深刻的。
　　方苞的文章大多为崇经明道之作，以及墓志碑传之类的应用文，道学气十足，价值不高。但方苞在早期受政治迫害和实际生活的体验中所写的记事小品和山水游记，如《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先母行略》、《游潭柘记》等都颇可诵读。像《狱中杂记》写监狱吏治的黑暗触目惊心；《先母行略》以纡徐雅洁之笔，抒写对母亲的怀念；《左忠毅公逸事》写东林党人左光斗刚毅忠直的性格，光彩照人，令人肃然起敬。这些作品都来自现实生活中的切实感受，与《望溪全集》中那些宣扬封建伦常的作品有区别。
　　桐城派的另一巨头是刘大櫆(1698～1779)。他字才甫，号海峰，有《海峰集》行世。他的文论与方苞稍有不同。方苞　“义法”并重，刘大櫆则特别强调“法”，偏重修辞，注意文章字句音节的抑扬高下和文气的起承转合，也即写作过程中的审美规律。他的文论主要观点见于《论文偶记》。
真正把桐城派的文论构成体系，汇合了方、刘之长的是姚鼐。姚鼐(1732～1815)，字姬传，世称惜抱先生。乾隆进士，官至刑部郎中，做过四库馆的纂修官。他的作品有《惜抱轩全集》、《九经说》等。他所选的《古文辞类纂》，流传广；影响也大。
　　姚鼐论文强调写文章要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突出考证，这是姚鼐不同于方苞的地方，是受当时考据学风影响的结果。不过由于姚鼐在考据学方面的根柢不深，对程朱理学研究也不很精密，因此他实际上侧重的还是讨论文章的作法和风格方面的意见。姚鼐在理论上提出了文章八要的主张。他说：“所以为文者八，曰神、理、气、味、格、律、声、色。神理气味者，文之精也；格律声色者，文之粗也。然苟舍其粗，则精者亦胡以寓焉?学者之于古人，必始而遇其粗，中而遇其精，终则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古文辞类纂•序目》)姚鼐所说的神理气味指文章的内容和精神，格律声色则属于文章的形式。这说明他已经认识到文章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并指出学习古人的文章，起初应该学习形式，其次才重视内容，而最后达到“御其精者而遗其粗者”的境界。这具有概括艺术学习一般规律的特点，比起方苞空谈义理、刘大櫆专谈音节字句的法则前进了一大步。姚鼐在论文章的神理气味和格律声色的相互关系以外，还提出了文章阴阳、刚柔的风格问题。他认为文章的风格可以划分为阳刚、阴柔两大范畴，而它们的形成与作家性情有关系；“阳刚之美”和“阴柔之美”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废：“有其一端而绝亡其一，刚者至于偾强而拂戾，柔者至于颓废而阉幽，则必无与于文者矣。”（《海愚诗钞序》)姚鼐的散文理论使桐城派文论进一步完整而系统，构成了严密的体系。
　　姚鼐的散文理论虽有特色，颇有建树，但他的散文创作一般内容贫乏，技巧上也没有胜过方苞。他的较好的作品有《朱竹君先生传》、《袁随园墓志铭》、《登泰山记》、《游媚笔泉记》等。都写得谨严洗炼。
姚鼐不仅是桐城派理论的集大成者，也是桐城派的核心人物，并在实际上造成了一个有力的运动。他晚年在钟山书院讲学，门生弟子遍东南，著名的有方东树(1772～1851)管同(1780～1831)、姚莹(1785～1853)、梅曾亮(1786～1856)，合称姚门四大弟子。他们互相标榜，抬高声价，“自淮以南，上溯长江，西至洞庭，沅澧之交，东尽会稽，南逾服岭，言古文者，必宗桐城，号桐城派”(薛福成《寄龛文存序》)。在姚鼐的弟子中，创作方面梅曾亮的成就较高，理论方面则方东树稍有特色。
　　当桐城派极盛之际，阳湖人恽敬(1757—1817)和张惠言(1761—1802)接受桐城派影响，又对桐城派理论作了一些重要修正。因他们都是阳湖(今江苏武进)人，其后继者也多为阳湖人，故名阳湖派。张惠言和恽敬本来都是桐城派的嫡传弟子。张惠言说：“余学为古文，受法于挚友王明甫，明甫古文法，受之其师刘海峰。”《书刘海峰文集后》)恽敬也说：自己“后与同州张皋文、吴仲伦、桐城王悔生游，始知姚姬传之学出于刘海峰，刘海峰之学出于方望溪。”(《上曹俪笙侍郎书》)但他们在理论与实践上与桐城派又有所不同。张惠言和恽敬一面写作古文，同时、也兼写骈体，这同桐城派的绝对反对骈文的主张不同。他们在学习古文时，除取法六经语孟和唐宋八大家之外，同时兼取文史杂家，并不完全遵循桐城派所标榜的道统和文统。像恽敬的散文，有人就评论说从思想内容到文字风格都近似于韩非、李斯。另外他们私下里对方苞颇有微词，认为他才力较弱，文章眼界较窄，而他们自己的古文创作则笔力较为纵恣洒落，不像桐城派那幺雅洁而拘谨。恽敬着有《大云山房文稿》，张惠言着有《茗柯文编》。他们的所作多碑铭文字，内容贫乏，写得较好的是一些山水游记文字。
　　（文章来源：北师大《中国古代文学史》下卷第八编第十章第二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