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论上

吴敏树《柈湖文集》 查昌国校点

《论语》子贡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窃尝思之，孔子之言“性”与“天道”，即其系《易》是也。天道阴阳，而孔子赞《易》，言其成性“刚”、“柔”、“健”、“顺”是也，以为人道之所从出。其直言性者，如云：“利贞者，性情也。”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云：“天地设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义之门。”凡此所谓性者，皆谓阴阳之自然凝聚，其流为人物莫不有气，即莫不有性，而人得其气之至中者，所谓“（人）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者也。

“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气兼善恶，而恶者，气之过而反焉者也。道主善而立，故曰：“元者，善之长也。”孔子读《易》而知天命，圣成于时中，发挥其旨，皆兼天道，以正人事。然犹以其幽深，而不常以教学者，故子贡言“不可得闻也”。孟子言“知性”、“知天”，而未尝一言及《易》。言性，以“四端”验之，而不言其所自来者。人受天命以生，是性固出于天矣。知性则知天，岂待索之冥冥之中哉。

《诗》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则。”孟子亦曰：“形、色，天性也。惟圣人然后可以践形。”又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此天之所与我者。”其言“性善”，皆实征之形气之中，以为天与我以是形气存心养性，所以事天立命，此即孔子之赞《易》者，深而明之，幽而显之也。自宋 周子为《太极之图》，程 朱氏承其学，其言之微妙皆与《易》《系》相发，而性之说遂欲外形气而名之。

夫所以必言人之性善者，何也？将以劝天下之为善也。使天下知人性之果善，则为善乃所以为人；而为不善者，乃人而近于禽兽。故人不可以不善也。如是则吾之为说，必使愚夫愚妇皆晓然知其性之果有与禽兽异者，若孟子之言“四端”，言“平旦之气”，足以明之矣。今乃以人之有是形气，即为拘蔽，而失性之始，必追而求之于人之未生，而且与禽兽诸物同其大原者，此中智之所惑，而凡人之所可谢而去之也，则奚以为哉？虽然宋儒者之言“性命”，或过也，若其发明孔 孟之心，甚博且精，皆性命之实事也，而又可执是以议之哉。

性论中

《中庸》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谓人之性之道之教也。今兼物言之，非其义也。而又曰：“惟天下至诚，惟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此言物性，非为物言之，乃为人言之也。

万物皆统于人而受治焉，皆生成之而制其用，则其性尽矣。此在天命、人性之中，故言性及物，而物犹无预也。若夫物之受性，固亦有得其善者所不论也。且物之中，若禽兽类者，其耳目口体之能不及人；其心之知，尤不及人。葢人具其能于身，而又合集众人以益其能，故常以制物而有馀，荀子所谓“人能群，彼不能群”者是也。

于是圣人者出，为之耕稼以食，丝麻以衣，宫室以居；为之夫妇、父子、君臣之伦以相处，而人道以立天下。万世之人无不以为宜然而由之者，非以其心之有知，而能然乎？人道始于夫妇，而父子、兄弟从焉。其先葢知男女焉耳，而圣人为之制夫妇，虽有恶人，皆乐得以私其妻子，此其本与禽兽异者，非圣人强为也。徙党既多，则推能者为之主，有侵陵不平，则相诉；出入作息，必欲有与偕者，君臣、朋友之伦由此起。故凡人之事，皆由性善而生也，及其乱之，则又与禽兽类。

圣人以为人之性失，则无人道；无人道，则无天地也，故先自尽其性，以及于天下。《中庸》之言，皆尽性之言也。其功在密微，而其事极于广大，非是则己性有弗能尽者，而天下之人亦无以皆由于道教之中而不失其性也。故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言人道也。其章之卒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人道之盛也，而奚假于物哉？

性论下

休宁 戴氏着《孟子字义疏证》之书，专诋程 朱，其辨程 朱以理为性，累数千言。按，孔子系《易》，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惟理本具于性，故穷理乃可尽性，而尽性则至于命，是“天命之谓性”，性即理也。戴氏见《孟子》言理义与味、声、色相比例，妄谓口知味，耳知声，目知色，心知理义，一也。皆以其相接而生者，非有一物得于天而具于心也。吾请斥之。

夫孟子以口、耳、目与心并论者，就人之所易晓者言之耳。其实口、耳、目之知，皆心之知也。而心之摄乎口、耳、目，使之不逐乎味、声、色，而失其正者，以心之知理义也。味、声、色在物者也，理义在物而非在物者也。口、耳、目但知味、声、色，虽灵而不思，犹蠢然物也，故物交物则引之。心则能思，思则味交于口，声交于耳，色交于目，而心思之，则理义出焉。味、声、色自外至者也，理义何自至哉？苟以为理义亦在物，味、声、色之正者即理义，不知口、耳、目之悦味、声、色者，其心固悦之也。心既悦味、声、色矣，而又何为而必思，而必于其正者耶？

人心之于事理，犹权度也。物固有轻、重、长、短，而权度不在，物必加之权度，而后尺寸铢两名焉。所谓理义者，谓其尺寸铢两之不差者也。在心乎？在物乎？以孟子之以心与口、耳、目并言，竟分而例视之，是其言乃无人心而但有口者之言也。大抵宋儒之言分理气、辨理欲，皆是于混合之中必截然离而出之。实则气之纯厚而清明者即理也，欲之节制而不过者即理也。

《乐记》之言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虽本静，而感之而动者，性之欲，则欲未始非性矣。欲即情之谓也。其生而静者，乃气之纯厚而清明者也，而必不能以无动，动则易淆于物。故又曰：“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

所谓天理者，谓其始之纯厚清明自然有文理而不乱者也。凡气之凝聚为物，其中莫不有理，木石肌肉皆然，此理之所由名。其凝而为人心之纯厚清明者，其理固存焉，可以达之万事万物而不乱者也。夫所谓“人生而静”者，非虚静也，是有气焉，如水之寒而未流，如火之热而未然。性之谓也，实也，非虚也，故曰：“诚。”惟诚，而后能明。

戴震难程 朱之言理以为“如有物”以相与者，不知理真有物也。不诚则无物，岂复有人哉。人心之有“四端”，皆自诚而生明，非自明而生诚也。何也？乍见孺子入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此自诚来，不自明来，了然易知也。羞恶、辞让、是非，亦皆然。惟圣人无乎不诚，故无乎不明；众人则其由诚而明者，其端仅见必由其所明，而后可反之于诚。故曰：“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又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程 朱氏之言理，主其诚者，所以异于老、佛，而又惧其杂也，乃离气与欲而名之。葢曰气之配乎理者，非气乃理也；欲之当乎理者，非欲乃理也。以其别之过甚，言理之极，乃至绝乎形色之外，则欲得而反失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