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姚鼐顿首，絮非先生足下：相知恨少，晚遇先生。接其人，知为君子矣；读其文，非君子不能也。往与程鱼门、周书昌尝论古今才士，惟为古文者最少。苟为之，必杰士也，况为之专且善如先生乎!辱书引义谦而见推过当，非所敢任。鼐自幼迄衰，获侍贤人长者为师友，剽取见闻，加臆度为说，非真知文、能为文也，奚辱命之哉?盖虚怀乐取者，君子之；而诵所得以正于君子，亦鄙陋之志也。
鼐闻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惟圣人之言，统二气之会而弗偏。然而《易》、《诗》、《书》、《论语》所载，亦间有可以刚柔分矣。值其时其人告语之，体各有宜也。自诸子而降，其为文无弗有偏者。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则其文如霆，如电，如长风之出谷，如崇山峻崖，如决大川，如奔骐骥；其光也，如呆日，如火，如金谬铁；其于人也，如冯高视远，如君而朝万众，如鼓万勇士而战之。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则其文如升初日，如清风，如云，如霞，如烟，如幽林曲涧，如沦，如漾，如珠玉之辉，如鸿鹄之鸣而人寥廓；其于人也，谬乎其如叹，邈乎其如有思，暖乎其如喜，愀乎其如悲。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
且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晶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故曰：“一阴一阳之为道。”夫文之多变，亦若是已。糅而偏胜可也，偏胜之极，一有一绝无，与夫刚不足为刚，柔不足为柔者，皆不可以言文。今夫野人孺子闻乐，以为声歌弦管之会尔；苟善乐者闻之，则五音十二律，必有一当，接于耳而分矣。夫论文者，岂异于是乎?宋朝欧阳、曾公之文，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而时济之．曾公能避所短而不犯。观先生之文，殆近于二公焉。抑人之学文，其功力所能至者，陈理义必明当，布置取舍、繁简廉肉不失法，吐辞雅训，不芜而已。古今至此者，盖不数数得，然尚非文之至。文之至者，通乎神明，人力不及施也。先生以为然乎?
惠寄之文，刻本固当见与，抄本谨封还。然抄本不能胜刻者。诸体中，书、疏、赠序为上，记事之文次之，论辨又次之。鼐亦窃识数语于其间，未必当也。《梅崖集》果有逾人处，恨不识其人。郎君令甥皆美才未易量”，听所好恣为之，勿拘其途可也。于所寄文，辄妄评说，勿罪!勿罪!秋暑惟体中安否?千万自爱。七月朔日。

[导读]
本文是姚鼐谈论文章风格问题的一篇专论，成为桐城文派风格论的基础。在清代乃至整个文学批评史上都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姚鼐在文中充分阐述了“阳刚”、“阴柔”之美及其相互关系，强调了文章的艺术风格与作者个性的关系。他认为文章风格的形成，在于阴阳二气的交汇和融合，但这种交融又无不“偏胜”．因此形成了形式各异的文风，所谓“夫阴阳刚柔，其本二端，造物者糅，而气有多寡进绌，则品次亿万，以至于不可穷，万物生焉”，就阐明了这个道理。因此作家为文，虽不免有所“偏胜”，但不可“一有一绝无”，这是对散文创作实践的很好总结。
其次，他认为文章风格的形成，与作者自身的才性和气质有很大的关系。他说：“观其文，讽其音，则为文者之性情形状举以殊焉”。即是说文章反映了作者个性，读者通过观赏其文，就能与作者找到沟通之处，如睹其人，如闻其声。
文中形容阳刚、阴柔文章风格的一段描述，语言生动，声韵铿锵，色彩鲜明，气势流宕，运用一连串的比喻把原来抽象的文章风格问题说得如此的具体形象，尤为精彩，在姚文中是属于少有的雄健恣肆篇章。论及欧阳修、曾巩与鲁九皋之文字，则意丰言筒、韵味深长，充分体现桐城派为文善用传神之笔的高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