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携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屑之邪?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鼐又闻诸长者曰：康熙间，方侍郎名闻海外。刘先生一日以布衣走京师，上其文侍郎。侍郎告人曰：“如方某，何足算耶!邑子刘生，乃国士尔”。闻者始骇不信，久乃渐知先生。今侍郎没，而先生之文果益贵。然先生穷居江上，无侍郎之名位交游，不足掖起世之英少，独闭户伏首几案，年八十矣，聪明犹强，著述不辍，有卫武《懿》诗之志，斯世之异人也已。
鼐之幼也，尝侍先生，奇其状貌言笑，退辄仿效以为戏。及长，受经学于伯父编修君，学文于先生。游宦三十年而归，，伯父前卒，不得复见，往日父执往来者皆尽，而犹得数见先生于枞阳。先生亦喜其来，足疾未平，扶曳出与论文，每穷半夜。今五月望，邑人以先生生日为之寿，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又使乡之后进者，闻而劝也。

[导读]
此文系刘海峰(大櫆)先生八十寿辰时，其弟子姚鼐“适在扬州，思念先生，书是以寄先生”的信函。言辞切切，情意殷殷，显现出师生间的情谊。文中揭示了桐城之所以名“派”的两个要素：一是引述和概括他人之语，即歙县程吏部(晋芳)、历城周编修(永年)的“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诚借此以寓确立和张大桐城文派之意，并认为桐城“儒士兴，今殆其时矣”，婉然道出“天下文章在桐城”，桐城散文实为天下文章之正宗的事实。二是文中特别提出方苞与刘大抛、刘大櫆与姚鼐自己的先后承接、上下师承的密切关系，显然昭示方、刘、姚在文统上的一脉相承。
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桐城人，其文学主张及散文实践，沿袭相继，逐渐完善，至姚鼐终于创立起一套来之于实践的全面系统且周密精当的文学理论。后曾国藩又在《欧阳生文集序》一文中，以“桐城派”相呼称，于是唤聚起千百名文坛精英，形成一个全国性的散文家群体。历经长期的师生承继、同流膺服和景仰私淑的持续和拓展，桐城派为民族传统文化书写出璀璨夺目的篇章，在中国文学史上树起一座文学丰碑。值得一提的是，方、刘有文学流派之实而无意文学流派之名，而姚鼐则体现出一种流派的自觉，追求的是名实相符，即既有集大成的实绩，又巧妙地以桐城“名”派。故此文作为可供论证实际打出桐城派旗号的珍贵史料，素为学术界所看重，频频出现于文学史及相关学术研究的专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