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与篛林交益笃，在辛卯、壬辰间。前此，篛林家金坛，余居江宁，率历岁始得一会合，至是余以《南山集》牵连系刑部狱，而篛林赴公车，间一二日必入视余。每朝餐罢，负手步阶除，则篛林推户而入矣。至则解衣盘薄，谘经诹史，旁若无人。同系者或厌苦，讽余曰：“君纵忘此地为圜土，身负死刑，奈旁观者姗笑何。”然篛林至则不能遽归，余亦不能畏訾謷而闭所欲言也。

余出狱，编旗籍，寓居海淀，篛林官翰林，每以事入城，则馆其家。海淀距城往返近六十里，而使问朝夕通，事无细大，必以关忧喜相闻。每阅月逾时，检篛林手书，必寸余。戊戌春，忽告余：“归有日矣。”余乍闻，心忡惕，若暝行驻乎虚空之迳，四望而无所归也。篛林曰：“子毋然。吾非不知吾归子无所向，而今不能复顾子，且子为吾计，亦岂宜阻吾行哉?”篛林之归也，秋以为期，而余仲夏出塞门，数附书问息耗而末得也。今兹其果归乎?吾知篛林抵旧乡，春秋佳日，与亲懿游好，徜徉山水间，酣嬉自适，忽念平生故人，有衰疾远隔幽燕者，必为北向惆然而不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