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

什么是古文义法？古文义法有二种意义，即如上文所述：就文之整体言之，则包括内容与形式的调剂，而融合以前道学家与古文家之文论。就文之局部言之，即专就学文方式而言，则又能融合秦汉派之从声音证入以摹拟昔人之语言，与唐宋派之从规矩证入以摹拟昔人之体式。这样，所以能集古今文论之大成。

义法之说，是桐城初祖方望溪的主张。望溪名苞，字灵皋，桐城人，所著有《望溪文集》等书。他所提出的义法问题，即已包含上述二重意义。盖望溪所谓义法，可看作两个分立的单词，也可看作一个连缀的骈词。由分立的单词言，则义是义，而法是法；义法之说，即所以谋道与文的融合。由连缀的骈词言，则义法又是学古之途径，只成为学文方式而已。

先由“义”“法”二字为单词的意义言，则望溪与姜宸英等论及立身祈向，所谓“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见王兆符《望溪文集序》）即已逗露此意。所以义法之说，可以看作他的文学观，也可以看作他的人生观。义者期其文之思想之不背于理，即以程朱为祈向者是；法者期其文之形式之不越于度，即以韩欧为宗主者是。姚永朴《文学研究法纲领》篇尝分析义法之意义云：

《易·家人卦》大象曰，“言有物”，《艮》六五又曰，“言有序”：物即义也，序即法也。《书·毕命》曰，“辞尚体要”：要即义也，体即法也。《诗 ·正月》篇曰，“有伦有脊”：脊即义也，伦即法也。《礼记·表记》曰，“情欲信，辞欲巧”：信即义也，巧即法也。左氏襄二十五年《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志即义也，文即法也。

自来言义法者，当以这一节解释得最为明晰，证以方氏所言，亦相符合。方氏《又书货殖传后》云：

《春秋》之制义法，自太史公发之，而后之深于文者亦具焉。义即《易》之所谓“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谓“言有序”也。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望溪文集》二）

这是就文的整体而言，所以“义以为经而法纬之”。义指内容，法指形式；义求有物，法求有序：然后为成体之文。我们再看方氏义法的根据，实本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孔子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公之获麟；约其文辞，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诸语。《史记》所谓“王道备，人事浃”云者，即由有义以主之；至“约其文辞，治其烦重”云者，则又因有法以裁之之故。方氏自述义法之源，远本于《易》而近出于史迁，其意义亦正与姚永朴所言相合。

大抵望溪处于康、雍“宋学”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与宋学沟通，而欲文与道之合一，后来姚鼐处于乾嘉“汉学”方盛之际，而倡导古文，故复与汉学沟通，而欲考据与词章之合一。他们能迎合当时统治阶级的意图而为古文，又能配合当时知识分子所倡导的学风以为其古文，桐城文之所由成派，而桐城文派之所由风靡一时，当即在此。

他看到古文之学与诗赋异道，所以有序必求其有物。其《古文约选序例》谓 “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望溪集外文》四）可见其托体之尊。惟其如此，所以对于震川之文，犹且以为“于谓有序者盖庶几矣，而有物者则寡焉”。（《望溪文集》五，《书归震川文集后》）震川文且未能满意，何况其他！故于《答申谦居书》再说明其义云：

仆闻诸父兄，艺术莫难于古文；自周以来，各自名家者仅十数人，则其艰可知矣。苟无其材，虽务学不可强而能也；苟无其学，虽有材不能骤而达也。有其材，有其学，而非其人，犹不能以有立焉。盖古文之传，与诗赋异道。魏晋以后奸佥污邪之人，而诗赋为众所称者有矣。以彼瞑瞒于声色之中，而曲得其情状，亦所谓诚而形者也；故言之工而为流俗所不弃。若古文则本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非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故自刘歆承父之学，议礼稽经而外，未闻奸佥污邪之人，而古文为世所传述者。韩子有言：“行之乎仁义之途，游之乎诗书之源”，兹乃所以能约六经之旨以成文，而非前后文士所可比并也。（《望溪文集》六）

谓古文本于经术而依于事物之理，所以必须有其学。谓古文必中有所得，不可以为伪，所以更须是其人而后始能以有立。核其文而平生所学不能自掩，所以他的立身析向，即是他的文学观。

于次，再由义法二字为骈词的意义言，则义之与法，本是分离不开。古文既依于事物之理，则有其理而法自随之，所以法随义生，而义法遂不可分离了。方氏《与孙以宁书》谓：“古之晰于文律者，所载之事，必与其人之规模相称。太史公传陆贾，其分奴婢装资琐琐者，皆载焉。若《萧曹世家》，而条举其治绩，则文字虽增十倍，不可得而备矣。故尝见义于《留侯世家》曰，留侯所从容与上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此明示后世缀文之士，以虚实详略之权度也。”（《望溪文集》六）此文所谓记事称其人之规模是论义，虚实详略之权度是论法。又《答乔介夫书》云：“盖诸体之文，各有义法。表志尺幅甚狭，而详载本议，则臃肿而不中绳墨；若约略剪截，俾情事不详，则后之人无所取鉴，而当日忘身家以排逆议之义，亦不可得而见矣。《国语》载齐姜语晋公子重耳，凡数百言，而《春秋传》以两言代之。盖一国之语可详也。传《春秋》总重耳出亡之迹，而独详于此，观此可得其营度为文之意也。”（《望溪文集》六）此文所谓有所取鉴是义，中绳墨而能自运掉为法。又《与程若韩书》云：“来示欲于志有所增，此未达于文之义法也。昔王介甫志钱公辅母，以公辅登甲科为不足道，况琐琐者乎。……在文言文，虽功德之崇，不若情辞之动人心目也。而况职事族姻之纤悉乎？”（《望溪文集》六）此文所谓不述流俗琐琐不足道之事是义，而情辞动人是法。故其所谓义法云者，随文之内容而异，随文之体制而异，同时复随文之作用而异。法本无定，明其义自能合于法。于是义法之说，便变成不能分离的事物了。

大抵就议论文言，则义是理而求其心有所得，法属辞而期其必自己出，所以 “义”“法”二字，尚可看作两个分立的单词。就叙记文言，则剪裁去取虚实详略，自有权度，必得体要，而“义法”也就不得不看作连缀的骈词。方氏论文所以偏重在记事之文者即以此。其《书五代史安重诲传后》云：

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此书疏论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同，盖四君子之传，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耶？（《望溪文集》二）

是则所谓义法云者，必须洞明乎义，始能暗合于法。义为法之根据，法为义之表现，法随义变，亦从义出，于是义法虽分，可以看作一件事了。其《古文约选序例》中谓“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谓“子长世表年表月表序，义法精深变化”。以及“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云云，此处所用义法两字，都可看作一个语词，这是方氏所谓义法的另一义。

这样讲义法，于是法为活法而不是死法，所以他以为秦汉以前之文合义法，而唐宋以后反有不合义法者。（见《望溪文集》五，《书韩退之平淮西碑后》）又必这样讲义法，于是法有常法，而同时复有变法。所以他以为左氏韩子之义法显然可寻，而太史公则于杂乱而无章者寓焉。（见《望溪文集》二，《又书货殖传后》）于并无定法以前求义法，于神明变化不可端倪之中求义法，所以他所谓法，常随意变，不能拘泥求之。桐城文论由这一点言，不仅较时代七子之以摹拟秦汉格调为法者为高，即较归茅诸人仅仅以开阖呼应论法者也胜一筹。但是其论虽高，而古文本身到此时已成强弩之末，所以没有起什么作用。

方氏论文对于班马优劣，往往申马而绌班，如《书汉书礼乐志》等文皆推尊史迁，而斥班史之疏于义法。我们若以此种议论与王若虚《滹南文辨》所言较之，则正相反背。其所以抵牾之故，即因王氏所谓“法”，只就“文”言，而方氏所谓“法”，乃兼指“义”言的。

法而与义相合，于是义法之说又可视为“雅洁”之称同义词。沈莲芳《书方望溪先生传后》称引望溪语云：“南宋元明以来，古文义法不讲久矣。吴越间遗老尤放恣，或杂小说，或沿翰林旧体，无雅洁者。”（《清文录》六十八）据是，便可看出文之雅洁由于讲义法，而义法之标准也即在雅洁。下文再举出具体的例，谓：“古文中不可入语录中语，魏晋六朝人藻丽俳语，汉赋中板重字法，诗歌中隽主语，南北史佻巧语。”（见同上）即因古文中用入这些语，便有妨碍文之雅洁的可能。吕璜所纂吴仲伦《初月楼古文绪论》中也说：“古文之体忌小说，忌语录，忌诗主话知，忌时文，忌尺牍，此五者不去，非古文也。”桐城派之异于其他古文家者原在这一点，这是所谓雅洁的一种意义。此种意义，实即从明代 “秦汉派”摹拟古人语言之法转变得来。

此外，雅洁的另一种含义，便是谨严朴质刊落浮辞之谓。其《书柳文后》所指斥柳子厚文之病，有所谓“辞繁而芜，句佻且稚”者，（《望溪文集》五）所谓佻稚，便是不合上文所述的雅洁的意义；所谓繁芜，便是不合现在所说的雅洁的另一含义。其《书归震川文集后》云：“又其辞号雅洁，仍有近俚而伤于繁者。” （《望溪文集》五）近俚即不合前者的标准，伤于繁即不合后者的标准。所以他所谓雅洁，于刊除俚语俳语隽语佻巧语及二氏语之外，更须刊落浮辞，芜辞。必须于虚实详略之间自有权度，然后才不致若市肆簿籍，使览者不能终篇。他说： “夫文未有繁而能工者，如煎金锡，粗矿去，然后黑浊之气竭而光润生。《史记》《汉书》长篇乃事之体本大，非按节而分寸之不遗也。”（《望溪文集》六，《与程若韩书》）这也是他所谓义法的标准。由这一义言，又从明代“唐宋派” 摹拟古人法度之法转变得来。

合此二者，于是去取删润之间，自能明于体要。其《书萧相国世家后》云： “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辞不杂，其气体为最洁耳。”（《望溪文集》二）是则所谓雅洁云者，正即是上文所谓法随义生的意义。

因此，我们所以说方氏义法之说有二重意义：分析言之，则“义”是学与理的问题，而“法”属于文。综合言之，则义法又是学古之涂径，也可称为古文的标准。后来，刘海峰重在“法”的问题，专就文的方面发挥，而义法之说遂成为具体化；姚姬传重在“义”的问题，兼就学与理方面推阐入微，而义法之说又成为抽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