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对于苏俄，同是赞赏，陈独秀是出于信仰马列主义而讴歌苏俄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胡适则是出于服膺实验主义而肯定苏俄的建设成就；一样批评，陈独秀是为了维护社会主义民主而抨击斯大林的专制，胡适则是为了否定社会主义而攻击无产阶级专政。

关键词：陈独秀；胡适；苏联模式；评判；差异

十月革命后建立的社会主义苏俄，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广泛关注。陈独秀、胡适对苏俄的评判就颇具代表性。无论是赞赏还是批判，二人都是出于不同的信仰和目的，形似而质异。他们评判的共性与分歧反映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对救国救民道路的不同选择，也说明了两种不同的政治倾向和价值判断有某种相通之处。

一

陈独秀、胡适都曾高度评价过苏俄，但二人所指和立足点却迥然不同。

首先，陈独秀是因为信仰马克思主义，而胡适则是由于服膺实验主义。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在1919年初开始发表同情俄国革命的文章，“到这年底，他被迫离开北京以后，才认定马克思主义是解决中国问题的良方。”[1]（P93）但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制度，如何实现社会主义，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比较模糊的。因此，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俄自然成为社会主义的样板。陈独秀决定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想把我们的同胞从奴隶境遇中完全救出，非由生产劳动者全体结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打倒本国外国一切资本阶级，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2]（P200）他在认真分析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后，认定“只有俄国共产党在名义上，在实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2]（P256）。他把苏俄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样板，看作是马克思主义在苏俄的实现。由信仰马列主义而赞赏苏俄，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是合乎陈独秀思想逻辑的。

胡适则不然，他从实验主义出发，为苏俄有实行社会主义的权利辩护。社会主义的苏俄被西方帝国主义者看作是“洪水猛兽”，是对整个基督教文明的挑战；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对苏俄抱有很深的偏见、误解、甚至敌意。与他们相比，胡适毕竟研读过马克思主义，又对苏俄有过实地考察，他的评判显得理性、客观些。他认为，苏俄的社会主义“在世界政治史上，从不曾有过这样大规模的‘乌托邦’计划居然有实地试验的机会”，“对于苏俄之大规模的政治实验，不能不表示佩服”[3]（P380）。当时中国的知识界有人否认苏俄实行社会主义具有“学理上的充分根据”，胡适据理反驳，为苏俄辩护：

平心而论，这个世界上有几个制度是

“在学理上有充分的根据”的？……其实从我们实验主义者的眼光看起来，从我们的历史眼光看来，政治上的历史是《红楼梦》上说的，“不是东风压了西风，便是西风压了东风。”资本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国家主义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政党政治有什么学理上的根据？[3]（P385）所以，“我们应该承认这种实验正与我们试做白话诗，或美国试验委员会制与经理制的城市政府有同样的正当。这是最低限度的实验主义的态度。”[3]（P380）

胡适的这一辩护至少说明三个问题：其一，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有某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其二，胡适早年政治思想具有激进的特点；其三，虽然他从根本上反对马克思主义，但对社会主义又抱有一定宽容。

其次，陈独秀称颂的是苏俄实行的无产阶级专政，胡适肯定的是教育举措。据李泽厚研究，“尽管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如果细看一下，便会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极大地打动、影响、渗透到他们的心灵和头脑中，并直接决定或支配其实际行动的，更多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其中，又特别是阶级斗争学说。”[4]（P967）阶级斗争学说体现在国家制度中便是无产阶级专政。陈独秀把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看作是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他说：

共产主义者主张是：立脚在阶级斗争的原则上面（此点与基尔德社会主义及无政府主义不同而与工团主义相同），集合无产阶级中最觉悟最革命的群众，组织为无产阶级做革命运动的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革命成功，即应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此点与工团主义不同），利用无产阶级的国家这个武器，压制资产阶级的反动[2]（P470）。

以“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来判别，陈独秀认为只有苏俄，“自从俄国一九一七年的大革命后，把旧的政治经济制度破坏，重新组织”[2]（P472），实行了无产阶级专政。由此，他热情讴歌了苏俄的政治制度：“其实苏俄在国家的组织上，或为省或为自治区或为联邦，一任民族之自由；在政治的组织上，各级苏维埃皆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上级苏联代表，全俄苏维埃得随时撤回其所举人民委员会之委员。现在世界上能这样自由民主的更有何国？”[2]（P544）当然，实际情形并非像陈独秀所说的那样完美无缺，否则就不会有他自己对苏俄的抨击了。

胡适一生反对空谈“主义”，对一切学理，一切问题的评判都讲究“拿证据来”。他于1926年7月赴英途经莫斯科。在实地考察、翻阅统计材料后，胡适真切地感受苏俄的建设成就之伟大，尤其是苏俄的教育事业更令他钦佩不已，觉得苏俄“真是用力办新教育，努力想造就一个社会主义的新时代”[3]（P379）。苏俄政府不但大力支持科学研究，而且重视教育事业，采用美欧最新的教育学说，“养成人人的公民程度与生活能力，而同时充分给予有特别天才的人分途专习高等学问的机会。这种教育制度是不可抹杀的。”[3]（P382）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表达了他对苏俄党和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革命精神的由衷敬佩：

我的感想与志摩不同。此间的人正是我前日信中所说有理想与理想主义的政治家；他们的理想也许有我们爱自由的人不能完全赞同的，但他们的意志的专笃（Se-riousness of purpose），却是我们不能不十分顶礼佩服的。他们在此做一个空前的伟大政治新试验；他们有理想，有计划，有绝对的信心，只此三项已足使我们愧死。

我们这个醉生梦死的民族怎么配批评苏俄![3]（P379）

第三，作为体现苏俄国际形象的苏俄外交也曾得到陈、胡二人的好评，不过陈独秀从政治斗争的需要称颂苏俄对被压迫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胡适则从国际关系的角度赞赏苏俄的和平主义外交。陈独秀在谈到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时说，俄国十月革命“在世界给一切被压迫民族反抗帝国主义之一个有力的暗示”[2]（P802）。他在《十月革命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一文中，认为苏俄“建立了全世界被压迫者共同反抗压迫者——国际帝国主义之大本营”[2]（P945）；“联合被压迫民族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乃苏俄立国之方针，‘对被压迫民族只予不取’，乃列宁之遗训”[2]（P946）。土耳其、阿富汗的反帝斗争无一不得到苏俄的无私援助。至于中国的革命，也曾得到列宁同情与支持，进而推论中国的反帝斗争只有在苏俄的指导与支持下才能取得胜利。

和陈独秀一样，胡适对苏俄的外交政策寄予热望。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先后发表二次对华宣言，声称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时代从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苏俄的对华宣言和它声称的外交方针得到胡适的信任与赞赏，认为“苏俄是反抗帝国主义的大本营，是我们被压迫民族的好朋友”[5]（P118），批评北京政府对承认苏俄所持的谨慎立场。胡适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认为苏俄是加强国际联盟、维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他在致好友周鲠生信中坦言：

老兄总还记得，我曾用这“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一个观念来解释苏俄最初二十多年的外交政策，说他从布雷斯特李乌斯和约（Brest-Litovsk Treaty）起，一直到一九三九年的对德不侵犯条约，都可以说是“爱好和平到不恤任何代价”的表示[6]（P1134）。

陈、胡二人对苏俄的肯定，一方面说明尽管他的信仰各异，但价价取向却有某种相通之处，从而得出相同的肯定结论；另一方面也表明，苏俄初期确有值得人们称道的地方。但是，随着陈、胡二人思想认识和苏俄社会的变化，他们对苏俄的评判也随之改变，从赞赏转为谴责。

二

陈、胡二人对苏俄的批评从可比较的内容来看，主要集中在对外政策与政治体制上。如同其赞赏一样，其批判的武器和出发点亦有差异。

陈独秀认为苏俄的外交政策背离了国际共产主义的原则，胡适则判定其违反了国际关系的准则。

关于中国大革命失败责任的争辩，激化并公开了陈独秀与共产国际的矛盾和分歧。陈独秀在检讨自己的错误时坚持认为：“我自从一九二O年（民国九年）随诸同志之后创立本党以来，忠实的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季若维也夫布哈林等机会主义的政策，使中国革命遭了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抵过。”[7]（P130）他甚至认为，列宁逝世以后的共产国际完全背离了列宁的遗训和国际共产主义原则，不敢发动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革命，坚持与帝国主义相妥协，甚至出卖无产阶级革命和民族解放斗争的事业。总之，“斯大林派所领导的机会主义的路线，五六年来，不仅使苏联内部的危机增加，并且因国际无产阶级运动迭次的失败与挫折，尤其是中国大革命的失败，使无产阶级专政在世界上更加濒于危险。”[7]（P131）可以看出，陈独秀是带着满腔的“革命”义愤来批判苏俄的外交的。

1939年8月23日，苏德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世界为之震惊。第二天，胡适分析认为，该条约的“意义实不仅互不侵犯，竟是一个同盟条约（a defensive alliance）”[8]（P268），会引起国际关系格局的重大变化：其一，使英法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欧洲政治、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法西斯德国的变化；其二，考虑到德日相互勾结的进一步加深，胡适认为该条约会对抗战可能产生负面影响，“即苏联与日本达成协议，并且停止对华物质援助，增加了中国人的担忧”[8]（P297）；其三，造成了反法西斯阵营的混乱。由于苏联外交的突变，在舆论导向上谴责英法而同情德国，共产国际领导下的各国共产党一时不知所措。有的放弃同法西斯斗争，有的则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辩解、粉饰。胡适讥讽道：“最苦的是各国的左派，天天攻击德意，一旦被Stalin（斯大林）卖了，真有冤何处诉!”[8]（P268）

如果说胡适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得失还只是从国际关系来评判，那末对于苏联建立东方战线就诉诸道德而强烈谴责了。

依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的《秘密附属议定书》，在纳粹德国大举进攻东欧及低地国家的情况下，苏联也乘机出兵波兰，入侵芬兰，吞并波罗的海三国，从而建立起“东方战线”。此举完全出乎胡适的意料，他决没有想到苏联“今竟出兵波兰，实行与德国瓜分波兰了”[8]（P279）。作为和平主义者的胡适，一向反对侵略；况且他的祖国也正在遭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推己及人，他认为应该从道义上谴责苏联。他在致蒋介石的密电中表示了这一看法：“盖吾人不能一面为中华民国仗义执言，而一面漠视其他友邦之被侵夺也。”[6]（P832）所有这一切促使他开始怀疑苏联外交所所宣称的“国际主义”和“和平主义”的真实性。

苏联外交政策中最令胡适痛心和失望的是美苏背着中国政府签订的《雅尔塔秘密协定》及其造成的后果。他分析说，该协定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决定了中国“不幸”命运，有利于苏联的扩张，这些都是胡适不愿看到的。

众所周知，苏俄无论是党内斗争还是社会生活都存在严重反民主的现象。陈、胡二人都对此进行过尖锐批判。

列宁逝世后，联共（布）党内斗争更加频繁、残酷。这些内幕被托派分子公诸于世，陈独秀在知悉这些情况后，认为在斯大林统治下，“许多与列宁共同奋斗多年的老布尔什维克，许多十月革命的战士都受斯大林官僚统治的种种虐待。斯大林派为锄除异己，把党的德莫克拉西剥夺干净，一切重要问题都不许公开讨论，全党党员非斯大林之言不敢言，只有在附合斯大林或被处罚这两条道路中选择一条，此外别无道路可走。”[7]（P134）斯大林完全背离了列宁的民主原则，背离了马克思主义。他甚至把苏俄归到法西斯国家，并一一列举了其反民主的具体表现：1、没有真正的选举；2、警察滥捕滥杀；3、不容许反对党存在；4、思想、言论、出版绝对不自由； 5、罢工即是犯罪[7]（P557-558）。他还深刻地认识到，“是独裁制产生了斯大林，而不是有了斯大林才产生了独裁制”[7]（P555）。如果不从制度上去完善、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7]（P555）。

胡适认为苏俄的“阶级斗争”、“铁的的纪律”都违反了民主自由。因为“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Intoleration）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5]（P587）。同时，“阶级斗争”在学理上也是错误的，企图从理论上否定马列主义。

另外，胡适通过阅读西方的报道，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所披露的材料，对苏联残酷的“肃反”略知一二而感震惊。这一点在其日记中时有反映。1941年8月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读完了“Darkness at Noon”[《中午时分的黑暗》]。这部小说写一个苏俄革命老同志，被“刷新”而关在监里，受种种拷问，终于自承种种罪名，并在公庭上宣布自己的罪状。结果还是枪毙了。作者很能体会这班共产党的心理，描写很有力量[8]（P455）。又如1946年4月24日日记：

读Krarchenko' s I Chose Freedom[克拉基克的《我选择自由》]，很受震动!

此书是他的《自传》，描写苏俄的内部惨酷情形，甚有力量[8]（P596）。再联系到他的旧识、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越飞晚年无以为生、无钱医病的悲惨境遇，胡适当然不会对苏俄政治抱有好感。

三

陈、胡二人对苏俄的评判从赞誉到谴责的转变过程，是怎样引起的呢？

从根本上讲，这一评判的转变，一方面是由于陈、胡二人的思想有了新的认识，另一方面是由于苏俄政治、经济、社会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二者相互影响、作用。

就陈独秀而言，对于社会主义民主，一开始并没有清醒的认识；同时，由于特别的政治身份，对于苏俄内政、外交的弊端也有所隐讳。因此在被开除党籍之前，陈独秀对苏俄评判最多的还是赞誉。随着政治地位的改变，以及与共产国际冲突的公开化，陈独秀已无所顾忌。特别是晚年对社会主义民主的再思考，是陈独秀重新评价苏俄的重要原因，他认为“民主是自从古代希腊、罗马以至今天、明天、后天，每个时代被压迫的大众反抗少数特权阶层的旗帜，并非仅仅是某一特殊时代历史现象”；没有民主，便没有社会主义[7]（P554）。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斯大林践踏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实行个人专制深恶痛绝。

另一方面，苏俄政治在列宁逝世后朝着更为集权的方向发展，到30年代中期发展到极端，形成了斯大林模式，并以宪法的形式确立下来。伴随这一模式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是对党内不同思想认识者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并最终导致全社会的“肃反”。所以陈独秀对斯大林批评并不是简单的义愤。斯大林所犯下的严重错误已为历史所证实，只不过陈独秀更早更尖锐提出来，不合时宜罢了。

至于胡适对苏俄评判的改变，更多的要归诸苏联自身的变化。以外交为例，胡适的确曾相信苏俄是一个奉行和平主义的国家，而二三十年代的苏俄也的确为争取维护世界和平做过努力，为国际社会所承认。但是，二战爆发前后，苏联外交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与法西斯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武力建立起损害他国主权利益的“东方战线”；二战后又依据《雅尔塔协定》从中国攫取特权，显现了沙俄外交的传统特征——民族利己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这一切都改变了胡适过去一直认为苏俄奉行“和平外交”的看法，从希望变为失望，从赞赏变为谴责。

如何评价陈、胡二人对苏俄的评判，关系到对陈、胡二人和苏俄内政外交的评价，当然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值得探讨。

就其主流而言，陈、胡二人的评判还是中肯、客观的，但其中也存在一些偏见和错误的认识。陈独秀对斯大林的经济政策的批判就很荒谬。苏联在实行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过程中，严重背离经济规律，采取极左的方式进行经济建设，从而造成苏联经济灾难性的后果。陈独秀从托洛茨基“不断革命论”出发，以更“左”的认识来批判斯大林的经济政策是“右”倾，没有在农村发动阶级斗争，彻底消灭富农阶级，从而造成农村中“非无产阶级的势力及其意识益加抬起头来”[7]（P126）和“富农”经济的“复兴”；由于没有纯洁农村经济，才导致全国经济的衰退、物价上涨和大饥荒。陈独秀的指摘是毫无道理的。斯大林的经济政策的确是错误的，但这种错误是“教条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而不是如他所说的是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陈独秀完全颠倒了错误的性质，也没有真正认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

如前所述，胡适对苏俄外交的评判大抵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尽管他以冷战思维，从历史的角度来判定战后“苏俄已变成一个很可怕的侵略势力”，但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想和谩骂。1948年1月21日他在致周鲠生的信中就预言苏联外交政策可能造成灾难的后果，并提出忠告[8]（P1136）。以后四十多年的苏联变化不幸为胡适而言中。斯大林坚持的僵硬、对峙的外交政策，赫鲁晓夫实行的“大党”、“大国”主义，勃列日涅夫推行的霸权主义难道不正是社会主义阵营分裂、冷战加剧和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吗？

陈独秀、胡适早已作古，其评判经受了历史的检验；苏联也已成为历史，其内政外交的是非曲直学术界经过长期的探讨、论争到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才有了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才有了一个共识。然而，我们注意到，这些“共识”，这些“学术成果”大都不过是陈、胡早已提出的，只算是认同，充其量也不过修修补补，做些阐释而已。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种学术退化呢？一方面，就我们的学界而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是为尊者伟，不能秉笔直书，担心揭示历史的真相，会有损于斯大林和社会主义的形象，影响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从而为苏联模式的弊端，为苏联外交中的大国沙文主义、民族利己主义曲笔缘饰、辩解，其“研究”结论和评价的客观性、科学性就可想而知了；又由于陈、胡二人不同寻常的经历和政治倾向，人们对他们的评判总是持否定的态度而不愿借鉴。另一方面，就陈、胡二人而言，他们都是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不屈从外来压力，不迎合政治需要而较为自由、理性地评判苏俄。当然，这并不是他们的评判无懈可击、完美无缺。关于这一点，笔者已在文中指出。不过就其结论整体而言，则无大谬，不因时代的改变而失去其价值。

参考文献：

[ 1]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Z].上海：东方出版社，1998.

[2]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二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3] 耿云志，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上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4] 李泽厚.中国思想史论：中册[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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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耿志云，欧阳哲生.胡适书信集：中册[Z].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7] 任建树，张统模，吴信忠.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C].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

[8] 曹伯言.胡适日记全编：第7册（1938-1949）[Z].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