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清一代经学的复兴，以礼学的兴起发其先声。清初诸大儒惩于晚明王学的流弊，倡为“以经学济理学之穷”之说，且在此学术潮流的蕴育下，致力于兴复礼学的努力，遂揭开一代礼学复兴的序幕。而后进文化的满洲贵族，当其入主中原之初，便遭遇到难以克服的历史矛盾。为巩固其业已取得的政权，他们不得不对满汉文化的差异重新予以审视。在清初诸儒倡复经学、注重礼学的影响之下，以诏举“博学鸿儒”和开设“经学特科”为标志，清统治者通过崇儒重道，确立起维系封建统治的思想准则。礼学思想作为千百年来统治思想的一种文化积淀，理所当然地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扶植。《三礼义疏》和《大清通礼》的次第完成，以及此后所形成的《皇朝礼器图式》、《满洲祭神祭天典礼》等，即是这一方面成就的体现。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最高统治者好尚的引导之下，一时儒学名臣，如徐乾学、李光地、方苞、秦蕙田诸人，后先相继，于礼学皆有阐发，且进一步深化了礼学研究。其中，方苞历事康、雍、乾三朝，于《三礼》之学皆有深造，接武徐乾学、李光地之后，卓然自成一家言。其于有清一代三礼学之兴复深化，倡导探究颇为有力。兹试作梳理，以就教于前辈时贤。

生平及为学路向

方苞（1668年～1749年），字凤九，一字灵皋，晚年自号望溪，学者称之望溪先生，江南安庆府桐城县（今安徽省桐城县）人。其先祖乃一方望族，向以宦达著称。然自其曾祖象乾后，家道中落。方苞祖帜尚为学官，而其父则仅一国子监生。而方苞于仕途一开始亦不顺利。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方苞以岁试第一名取得乡试资格，但于来年考试则名落孙山。直到十年后，即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方苞始荣登江南乡试榜首。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他应礼部试，成贡士第四名，“届殿试，朝论翕然，推为第一人”[1][①]。眼看成功在即，但正是在此关键时刻，方苞骤闻母疾，遂不顾李光地劝阻，置个人仕途于不顾，毅然南归视母。不幸的事又继踵而来，南归后第二年其父病故，继因《南山集》案受牵连入狱。后在李光地多方搭救下，方苞始得死里逃生。《南山集》案后，圣祖就方苞的去向作出如下批示：“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1][②]以此为转机，方苞于次日即应召入南书房。其奉命所撰《湖南洞苗归化碑文》、《黄钟为万事根本论》、《时和年丰庆祝赋》三文，深得圣祖赏识。由此，方苞得以以白衣入直南书房。当时，清廷为编纂乐律、数学等书，开馆于畅春园内蒙养斋，方苞奉命预修《律旨正义》。自是，方苞益受重视。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他任武英殿修书总裁，并荣获《御制分类字锦序》校勘之任。世宗继位，赦免方苞全家出旗归籍，优礼有加。他曾对方苞曰：“汝昔得罪，中有隐情。朕得汝之情，故宽贷汝。然朕所原者，情也。先帝所持者，法也。先帝未悉汝情，而免汝大刑，置诸内廷，而善视汝，是汝受恩于先帝，视朕有加焉。如汝感朕德，而微觉先帝未察汝情，不惟亏汝忠，亦妨朕之孝。汝思朕德，即倍思先帝遗德，则汝之忠诚见，而朕之孝道亦成。”[1][③]此番话语，使方苞为之感激涕零。从此，方苞愈勤于所职，并屡受重用。方苞以雍正三年（1725年）复任修书总裁原职为基石，于九年（1731年）冬升为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第二年升任侍讲学士，十一年（1732年）擢升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继以总裁、副总裁身份主持《一统志》馆及《皇清文颖》馆事。入乾隆朝，再入南书房，奉命编选明末及清初《四书》制义。三礼馆开，方苞以副总裁赞修《周官义疏》。其后，因为同僚所忌，其议多受阻格，亦由此引起高宗不满，遂于乾隆四年（1739年）被革去侍郎职衔及一切行走之处，专任《三礼》馆修书事。翌年，方苞以翰林院侍讲衔告老还乡。此后八年，他致力于《仪礼》之研究，至其辞世前一月，终于著成《仪礼析疑》一书，走完了其一生的坎坷历程。

方苞虽然沉浮于宦海，然其为学则并没因之中辍；相反，随着职位的升迁，其学问愈有长进。方苞之学，启蒙于其父、兄。他于《与吕宗华书》中称：“仆幸童稚时，先君子口授经文；少长，先兄（即方舟，字百川——引者注）为讲《注疏》、《大全》，择其是而辨其疑。”[1][④]本来，其父仲舒长于诗，与一时耆旧钱澄之等相倡和，但他并不想让儿子步其后尘，故以其“文以载道”的文学主张，即“必读书之深而后见道也明，取材也富，其于事变乃知也悉，其于情伪乃察也周，而后举笔为文，有以牢笼物态而包孕古今”[1][⑤]来引导方苞。而其兄舟治时文应“理正而皆心得，辞古而必己出”[1][⑥]的主张，亦深深影响了方苞。在其父、兄的引导下，方苞虽乡试落第，但其所为文却愈见深醇、朴健。与之同时，对于经学，方苞亦颇究心。苏惇元所作《年谱》云：“循览《五经注疏大全》，以诸色笔别之，用功少者亦三、四周。其后昆山刻通志堂《宋元经解》出，先生句节字划，凡三次芟薙，取其粹言而会通之，二十余年始毕。唐、宋以来诂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偶举一节，前儒训释，一一了然于心，然后究极经文所以云之意，而以义理折中焉。”[1][⑦]这为其此后研治《三礼》、《春秋》打下了基础。然而，真正使其名声大噪的，还是其所作文章。方苞早年受知于高裔，及后随高旅居北京，以文会友，其锋角渐露。而其“学行继程、朱之后，文章介韩、欧之间”的立身旨趣，更赢得公卿显贵的注目。李光地曾论之曰：“当与韩、欧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1][⑧]然万斯同却不以为然，训示方苞道：“子于古文，信有得矣。然愿子勿溺也！唐、宋号为文家者八人：其于道粗有明者，韩愈氏而止耳，其余则资学者以爱玩而已，于世非果有益也”，并期以“明道觉民”为事。这一告诫，对方苞来说，乃一为学路向的转机。方苞称：“余辍古文之学而求经义，自此始。”[1][⑨]前述其致力于宋元经解，亦因缘于此。此后，在刘言洁及刘拙修的激励下，方苞更专意于此。其自述前后思想的转变过程曰：“仆少所交，多楚、越遗民，重文藻，喜事功，视宋儒为腐烂，用此年二十，目未尝涉宋儒书。及至京师，交言洁与吾兄（指刘拙修——引者注），劝以讲索，始寓目焉。其浅者，皆吾心所欲言，而深者则吾智力所不能逮也，乃深嗜而力探焉。然尚谓自汉、唐以来，以明道著书为己任者众矣，岂遂无出宋五子之右者乎？二十年来，于先儒解经之书，自元以前所见者十七八。然后知生乎五子之前者，其穷理之学未有如五子者也；生乎五子之后者，推其绪而广之，乃稍有得焉。其背而驰者，皆妄凿墙垣而殖蓬蒿，乃学之蠧也。”[1][⑩]这一思路的转变，固然启益于万斯同、刘言洁、刘拙修诸人，更主要的还是他自己致力于《宋元经解》的结果。不过，方苞研治经学的历程却非坦途。其《与谢云墅书》曰：“仆以窘穷，授经客游以自活，近十年矣；资求于人，不得任胸臆，鸡鸣而起，惫精越神，舍己所务，以事人之事。其得执古人书，沉潜反复者，计唯山行水涉、旅宿余闲，与夫向晦独坐，人事歇息之候耳。”[1][11]这还只是外在因素。至其思想的磨砺，更甚于此。其叙删《宋元经解》经过曰：“仆始从事于斯，以为一家之说未遍，则理或有遗而心弗能餍也，虽至肤庸，甚者支离谬悠，而一语未详，终不敢决弃焉。及遍一经，然后知三数大儒而外，学有条理者，不过数家，而就此数家之中，实能脱去旧说，而与圣人之心相接者，盖亦无几。因复自惜，假而用此日力，以玩索经之本文，其所得必有过此者；然积疑之义，未安之诂，发书终卷，必一二得焉，则又治经者所不可废也。……矻矻于车船奔返、人事丛杂中，盖二十余年，而后诸经之说粗毕。”[1][12]即此来看，方苞于学，既艰且勤。

而就其学术宗尚来说，方苞既有志“学行继程朱之后”，且多究心于宋元经解，故以程朱义理之学为宗。李元度称：“公论学，一以宋儒为宗，其说经，皆推衍程朱之学。”[1][13]徐世昌亦称：“望溪学宗宋儒，于宋元人经说，荟萃折衷其义理，名物、训诂则略之。”[1][14]揆之其所著述，这一评判当为不诬。方苞曾言：“孔孟以后，心与天地相似，而足称斯言者，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不祐决矣。”[1][15]以此，他对与程朱异者，大为指责。其有言曰：“夫学之废久矣，而自明之衰，则尤甚焉。某不足言也，浙以东则黄君梨洲坏之，燕赵间则颜君习斋坏之。……二君以高名耆旧为之倡，立程朱为鹄的，同心于破之，浮夸之士，皆醉心焉。”[1][16]由此可见，其于程朱，甚为推崇。不过，其虽宗程朱之学，却并不墨守。如其说《诗》，尝曰：“仆于朱子《诗》说所以妄为补正者，乃用朱子说《诗》之意义，以补其所未及，正其所未安，非敢背驰而求以自异也。程子之说，朱子所更定多矣。然所承用，谓非程子之意义可乎？”[1][17]且其于阳明之学，亦不一概否定。他指出：“自阳明氏作，程、朱相传之统绪，几为所夺。然窃怪亲及其门者，多猖狂无忌，而自明之季以至于今，燕南、河北、关西之学者，能自竖立，而以志节事功振拔于一时，大抵闻阳明氏之风而兴起者也。……阳明氏所自别于程、朱者，特从入之径途耳；至忠孝之大原，与自持其身心而不敢苟者，则岂有二哉？”[1][18]又曰：“自余有闻见百数十年间，北方真儒死而不朽者三人：曰定兴鹿太常，容城孙征君，睢州汤文正，其学皆以阳明王氏为宗。鄙儒肤学，或勦程、朱之绪言，漫诋阳明以钓声名而逐势利。故余平生共学之友，穷在下者，则要以默识躬行；达而有特操者，则勖以睢州之志事，而毋标讲学宗指。”[1][19]此一评判，还是较为持平的。即此，亦体现出方苞学宗程朱，不执一偏，以义理为准衡的学术取向。

治礼特色

方苞的上述为学取向，最明显地体现在其对《三礼》的研治上。而其学术成就，亦以《三礼》学为著。其于《三礼》，肇始于授经生涯研治《宋元经解》之时，44岁后更潜心于此。嗣后，遂有《礼记析疑》、《丧礼或问》、《周官辨》、《周官集注》、《周官义疏》、《仪礼析疑》之结撰。

方苞治礼，其特色有二：一则长于以义理说礼，而不专究于名物制度之考辨；当然，其所考辨亦有精到者。二则说礼意在贯通，于《三礼》参互印证，且能引他书证己见。他曾曰：“注疏之学，莫善于《三礼》，其参伍伦类，彼此互证，用心与力，可谓艰矣。”[1][20]又其《书辨正周官戴记尚书后》曰：“余以《王莽传》辨《周官》所伪乱，循是以考《戴记》、《尚书》及子、史、传、注，然后知舍莽政之符验，《周官》无可疵者。”[1][21]又其《与鄂少保论丧服注疏之误书》曰：“孔、贾作疏，惟宗郑注，后儒遵守，于《丧礼》之大经，承误而不知其非者，约有数端；犹幸其纲领尚存于《春官》司服，而散见诸官者，一一可征，参以《仪礼》、《戴记》，其谬悠可得而正也。”[1][22]此即其治礼宗旨，亦是其治礼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