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礼》之辨

《三礼》之中，方苞于《周礼》用力最多，其成就亦最著。在他看来，现存之《周礼》乃周代六官程式，非专记礼之文，周公当另有《周礼》书，惜其散亡，故应复今书为《周官》。其辨之曰：“汉《艺文志》列《周官》五篇于礼家，后人因谓之《周礼》，其实乃成周分职命事之书也。《春秋传》曰：‘先君周公作周礼。’而所称则是书所无，盖周公监于二代以定五礼，必有成书谓之《周礼》，用别于夏、殷。散亡既久，其存者如《仪礼》十七篇，犹其支流。若是书，则六官程式，非记礼之文，故复其旧仍曰《周官》。”[1][23]而就六官来说，他认为诸儒掇取五官之文以补《冬官》，甚是无义理，并引李光坡之语曰：“李耜卿云：‘若本无《冬官》，则《地官》乡师职之匠师，《仪礼》大射礼之工人、士梓人，《觐礼》之啬夫，何代之官？当系何所？’足破群疑。今一仍其旧，即一官之属，偶有意为错简者，亦不敢割附他职。”[1][24]按：李光地认为《冬官》不亡，而《周礼》乃周公未完之书，其弟光坡及其子钟伦皆承此意，故治《周礼》不掇取其他五官补《冬官》。方苞既曾问学光地，故其对《冬官》问题的看法，颇承李氏兄弟之说。

方苞既辨《周礼》乃周代六官程式，故他认为《周官》即周公所作。此一认识肇始于其早年所作《读周官》，其言曰：“呜呼！世儒之疑《周官》为伪者，岂不甚蔽矣哉！《中庸》所谓尽人物之性，以赞天地之化育者，于是书具之矣。盖惟公达于人事之始终，故所以教之、养之、任之、治之之道，无不尽也。惟公明于万物之分数，故所以生之、取之、聚之、散之之道，无不尽也。运天下犹一身，视四海如奥阼，非圣人而能为此乎？……是书之出，千七百年矣。假而战国、秦、汉之人能伪作，则《冬官》之缺，后之文儒有能补之者乎？不惟一官之全，《小司马》之缺，有能依仿四官之意，以补之者乎？其所以不能补者，何也？则事之理有未达，而物之分有未明也。”[1][25]其后，方苞再为《周官辨》以申其说。他指出：“凡人心之所同者，即天理也。然此理之在身心者，反之而皆同，至其伏藏于事物，则有圣人之所知，而贤者弗能见者矣。昔者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代之政，盖有日夜以思，而苦其难合者。以公之圣而得之如此其艰，则宜非中智所及也。故《周官》晚出，群儒多疑其伪；至宋程、张二子及朱子继兴，然后知是书非圣人不能作。盖惟三子之心，几乎与公为一，故能究知是书之精蕴，而得其运用天理之实也。”[1][26]进而，方苞再为《周官析疑》，申之曰：“《周官》一书，岂独运量万物，本末兼贯，非圣人不能作哉？即按其文辞，舍《易》、《春秋》、文、武、周、召以前之《诗》、《书》，无与之并者矣。盖道不足者，其言必有枝叶，而是书指事命物，未尝一辞一溢焉，常以一字二字，尽事物之理，而达其所显，非学士文人所能措注也。凡义理必载于文字，惟《春秋》、《周官》，则文字所不载，而义理寓焉。”[1][27]由此可见，方苞对《周官》，推崇亦可谓至矣。

基于上述认识，方苞更进一步指出：《周官》本身不伪，其中与古不符者，乃刘歆所窜入。其言曰：“凡疑《周官》为伪作者，非道听途说而未尝一用其心，即粗用其心而未能究乎事理之实者也。然其间决不可信者，实有数事焉。……若是者，揆之于理则不宜，验之于人心之同然则不顺，而经有是文何也？则莽与歆所窜入也。”方苞又通过对与实不相符数事，即“《周官》九职贡物之外，别无所取于民；而《载师职》则曰：‘近郊十一，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市官所掌，惟廛布与罚布；而《廛人》之絘布、总布、质布，别增其三。夏、秋二官驱疫，禬蛊，攻狸蠧，去妖鸟，驱水蛊，所以除民害，安物生，肃礼事也；而以戈击圹，以矢射神，以书方厌鸟，以牡橭、象齿杀神，则荒诞而不经”的考辨，再次重申：“凡世儒所疑于《周官》者，切究其义，皆圣人运用天理之实。惟此数事，揆以制作之意，显然可辨其非真，而于莽事，则皆若为之前辙而开其端兆，然则非歆之窜入而谁乎？”[1][28]又其辨《媒氏》“仲春之月，大会男女，奔者不禁”为刘歆所窜，不无沉痛地指出：“呜呼！圣人之法，所以循天理而达之也；圣人之经，所以传天心而播之也；乃为悖理逆天之语所混淆，至于二千余年而不可辨，则歆诚万世之罪人也。”[1][29]事实上，方苞以上论断，并不准确。杨向奎先生曾指出：“《周官》所载制度，有确属宗周制度而无疑者，如井田。……若礼制包括礼仪、信仰及迷信行为，大体可信。以此，我们认为《周礼》可信，亦不可全信，也就是‘真伪参半’，‘真’是宗周是真，‘伪’是战国时人之所为，但与歆、莽无涉。望溪此说，实开清代今文经学之法门，此后刘逢禄遂倡刘歆伪造《古文经》说，如《周礼》、《左传》，清末康有为更张大其说，而有《新学伪经考》，泛滥无所止矣。”[1][30]虽然如此，方苞对《周礼》还是有其独得之处的。

以上述认识为基础，方苞又为《周官》作《集注》。其叙因缘曰：“余尝析其疑义以示生徒，犹苦旧说难自别择，乃并纂录合为一编，大旨在发其端绪，使学者易求，故凡名物之纤，悉推说之，衍蔓者概无取焉。”之所以如此，他认为：“盖是经之作，非若后世杂记制度之书也，其经纬万端，以尽人物之性，乃周公夜以继日穷思而后得之者。学者必探其根源，知制可更而道不异。有或异此，必蔽亏于天理，而人事将有所穷。然后能神而明之，随在可济于实用。”[1][31]此一认识，是方苞学宗程朱义理之学为学宗旨的运用，亦是其融会贯通《三礼》的结果。继此，方苞于任三礼馆副总裁时，又担纲《周官义疏》的编纂，将其前此对《周官》的研究所得倾注在里面。《周官义疏》成前，方苞在辞礼部侍郎衔时有言：“窃思《三礼》之书，自前世未经釐正，而《周官》之翳蚀尤多。……臣用功四十余年，尚未能得其会通；若不及臣精神犹可勉强之时，早完此书，恐衰疾日深，昏疲益甚，讨论不能精密，前后或有牴牾。”[1][32]及《周官义疏》成，于乾隆六年（1741年）呈上，“上留阅兼旬，命发刻，一无所更”[1][33]。可见，其所见还是颇得时人认可的。不惟如此，三礼馆开之初，其所草《拟定纂修三礼条例札子》，亦成为纂修《三礼》的思想指导。其中，他所拟分六类，即“一曰正义：乃直诂经义，确然无疑者。二曰辨正：后儒驳正旧说，至当不易者。三曰通论：或以本节本句参证他篇，比类以测义；或引他经与此经互相发明。四曰余论：虽非正解，而依附经义，于事物之理有所发明。……五曰存疑：各持一说，义皆可通，不宜偏废。六曰存异：……后儒务为新奇而可欺惑愚众者，存而驳之，使学者不迷于所从”[1][34]。三礼馆臣除于后增加“总论”外，上此六项均用方拟。且参与《三礼》纂修事者，如朱轼等人，亦颇引以为同调。朱轼曾为方苞《周官析疑》作序，亦自著有《仪礼节略》、《重订礼记纂言》，又重刊《大戴礼记》，加意表扬，于礼颇有考究。《清儒学案》称：“正一身以正家国天下者，其礼乎？清代名臣大儒，莫不以是为兢兢，健庵、味经其尤著者也。可亭为《仪礼节略》一书，一以《经传通解》为宗，而删繁举要，博采诸家，附以独见，所言皆明白洞达，可谓知本务也。”[1][35]即此一端，可窥一时风尚所在。

方苞《周官》之论，其意义何在？于此，朱轼有言：“张子、二程子，深非荆公之新法，而于《周礼》则尊信而述之。朱子谓非圣人不能作。西山真氏极言其广大精微，必有周公之心乃能行，有周公之学乃能言。今概指为矫诈而訾弃之，此林硕、何休之妄，与《新义》之渎乱等耳。善乎，灵皋先生《六官析疑》之论曰：……既于《总论》畅言之，又逐节指出言之，而后信者、疑者，皆爽然自失矣。他如《天官》……凡历代经述家所传习谬讹者，莫不肌分理劈，经纬条贯一归于正。尤致严于王伯之辨天人理欲几微之介，何深切著明也。……《周礼》虽列群经，而学士能通其读者盖寡。自斯篇出，而后大典精义，昭若日星。明经之功，顾不巨与？……灵皋又手授编修邓子《周礼解》，其于古经微言，实有得于心，非苟而已。”[1][36]蔡世远曾评《周官辨伪》曰：“其说皆前古所未有，而按以经义，揆之事理，无一不合于人心之同然，此之谓言立。”[1][37]四库馆臣亦论之曰：“是集（指《周官集注》——引者注）集诸家之说，诠释《周礼》，……其注仿朱子之例，……训诂简明，持论醇正，于初学颇为有裨。……后苞别著《周官辨》十篇，指《周官》之文为刘歆窜改。……自以为学力既深，鉴别真伪，发千古之所未言。然明代金瑶先有是论，特苞更援引史事耳。持论太高，颇难依据，转不及此书之谨严矣。”[1][38]又曰：“是书（指《周官析疑》——引者注）以《周官》为一编，《考工记》为一编，各分篇第。……其书体会经文，颇得大义。然于说有难通者，辄指为后人所窜，因力诋康成之注。……盖苞徒见王莽、王安石之假借经义以行私，故鳃鳃然预杜其源。其立意不为不善，而不知弊在后人之依托，不在圣人之制作。”[1][39]以上所论，基本上可概括方苞《周官》学之长短。

析疑《礼记》

于《礼记》，方苞著有《礼记析疑》。是书之作，系方苞在康熙五十年至五十一年间（1712年～1713年）因《南山集》案拘于狱中俯仰思索所得。方苞自称：“自明以来，传注列于学官者，于《礼》则《陈氏集说》，学者弗心餍也。……始视之，若皆可通，及切究其义，则多未审者，因就所疑而辨析焉。”在他看来，“盖《礼经》之散亡久矣，群儒各记所闻，记者非一时之人，所记非一代之制，必欲会其说于一，其道无由；第于所指之事、所措之言无失焉，斯已矣。然其事多略，举一端而始末不具，无可稽寻；其言或本不当义，或简脱而字遗，解者于千百载后意测而悬衡焉，其焉能以无失乎？……用此知古书之蕴，非一士之智、一代之学所能尽也。然惟前之人既辟其径涂而言有端绪，然后继事者得由其间而入焉”。有鉴于此，他一如治《周礼》，以贯通的方法，寻其义理，依据本文，辨析陈氏之说，且力避“以己所得，瑕疵前人，而忘其用力之艰”之弊病。经过一番思索探究，其“义得于《记》之本文者十五、六，因辨陈说而审详焉者十三、四”。从此，他深以陈氏启己之益为感。然此时，方苞所得见者唯陈氏《集说》而已，故难以印证己见。及其出狱之后，他再以卫湜《礼记集解》相校，“去其同于旧说者，而他书则未暇遍检”。于此，他阐释道：“盖治经者，求其义之明而已，岂必说之自己出哉？后之学者，有欲汇众说而整齐之，则次以时代，而录其先出者，可矣。”[1][40]此一治学胸襟，可谓大矣。四库馆臣曾就此书论之曰：“是书（指《礼记析疑》——引者注）亦融会旧说，断以己意。如《文王世子》以大司成即大司乐，辨注疏以《周官》大乐正为大司乐、《师氏》为大司成之非。……其论至为明析。于‘飨禘有乐而食尝无乐’一条，取荆南冯氏之言，引《楚茨》之诗，以为尝当有乐。……皆具有所见，足备礼家一解。”当然，方氏所论中亦有武断之处，如谓执雁、奠雁皆为舒雁，而非雁鸿之雁，“不知礼用雁贽，取其不失时，能守节也。若舒雁，则何守节之有”？这还属枝节，无关宏旨。最让四库馆臣难以忍受的，是方苞在考定《文王世子》一篇时，“删文王有疾至武王九十三而终一段。又删不能莅阼践阼而治八字，及虞夏商周有师保有疑丞一段。周公抗世子法于伯禽一段。成王幼至不可不慎也一段。末世子之记一段”。于此，四库馆臣认为：“夫《礼记》糅杂，先儒言之者不一。然删定《六经》，惟圣人能之。孟子疑《武成》不可信，然未闻奋笔删削也。朱子改《大学》，刊《孝经》，后儒且有异同。王柏、吴澄窜乱古经，则至今为世诟厉矣。苞在近时，号为学者，此书亦颇有可采。惟此一节，则不效宋儒之所长，而效其所短，殊病乖方。”[1][41]但就整体来看，方苞之《礼记》研究，还是多有见地的。

质疑《仪礼》

   《周礼》、《礼记》而外，方苞于《仪礼》亦有研究。他认为，治《仪礼》不应斤斤计较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应由此体会三代之治象，与圣人彷徨周浃之意。这是因为，《仪礼》虽“志繁而辞简，义曲而体直，微周公手定，亦周人最初之文也”；“然其制惟施于成周为宜；盖自二帝、三王彰道教以明民，凡仁义忠敬之大体，虽甿隶晓然于心，故层累而精其义，密其文，用以磨砻德性而起教于微眇，使之益深于人道焉耳。后世淳浇朴散，纵性情而安恣睢，其于人道之大防，且阴决显溃而不能自禁矣；乃使笺笺于登降进反之仪，服物采色之辨，而相较于微忽之间，不亦末乎？吾知周公而生秦、汉以降，其用此必有变通矣”[1][42]。且“先王制礼，有迹若相违而理归于一者，以物之则各异，而所以为则者，无不同也”[1][43]。不明白于此，是不能体会《仪礼》所蕴含之义的。方苞这一具有“礼时为大”精神的体认，是颇有见地的。王源曾评之曰：“宋以后，无此清深峻洁文心；唐以前，无此淳实精源理路。”胡宗绪亦称：“望溪说经文，宋五子之意皆在其中，而文更拔出六家之上。余尝谓方子乃七百年一见之人，知言者当不以为过其实也。”[1][44]

   方苞本着上述思路，于晚年专意于《仪礼》的考究，用十余年之力，先后十治，终于辞世前一月著成《仪礼析疑》一书。其间甘苦，苏惇元于所辑《年谱》中记曰：“先生以此经少苦难读，未经倍诵，恐不能比类以尽其义。又世所传，惟《注疏》及敖继公《集说》二书。其《永乐大典》中宋、元人解说十余种，皆肤浅无足观。国朝惟张稷若、李耜卿各有删定《注疏》，间附己意，发明甚少。先生大惧是经精蕴未尽开阐，而闭晦以终古。故七十以后，晨兴，必端坐诵经文，设为身履其地，即其事，而求昔圣人所以制为此礼，设为此仪之意，虽卧病犹仰而思焉。有心得，乃稍稍笔记，十余年来已九治；犹自谓积疑未祛，乃十治，早夜勤劬，迄今始成。”[1][45]即此，方苞于《仪礼》用力之勤，用心之苦，亦可略窥一斑。且方苞前此已对《周礼》、《礼记》多有所得，此时再治《仪礼》，运其贯通诸书的方法，当有新的发明。

   方苞《仪礼析疑》，“大旨在举《仪礼》之可疑者而详辨之，其无可疑者并经文不录”[1][46]。虽其短于名物训诂，然于义理却多有阐发。四库馆臣论之曰：“然其用功既深，发明处亦复不少。于《士相见礼》，辨注谓宾反见即有燕礼之非。辨张侯下纲之文所以见于《乡射》，而不载于《大射仪》之故，皆由《周礼》以通之。……皆细心体认，合乎经义。其他称是者尚夥。检其全书，要为瑜多于瑕也。”[1][47]四库馆臣发为此论，足见方苞《仪礼析疑》之价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