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

80年代以来是桐城派研究的复兴与繁荣期。随着思想解放和实事求是精神的发扬，桐城派研究出现历史性的转折与勃勃生机。复兴期首先冲破桐城文派研究无形禁区的文章是1979年马茂元的《桐城派方刘姚三家文论述评》和吴孟复《试论“桐城派”的艺术特点》。接着，1981年1期《艺谭》发表马厚文《桐城文派源流考》并刊发“编者按” 说，欢迎学界的朋友对源远流长的桐城派进行历史的科学的探讨和研究。随之，《江淮论坛》亦开辟“桐城派研究”专栏讨论桐城派问题。仅此一个刊物，至1985年底已发表桐城派研究文章近30篇， 40多万字。1985年11月上旬，首届国际“桐城派学术讨论会”在安徽桐城召开，这是桐城派研究的一次里程碑式的盛会。来自全国16个省市和海外香港、日本的160多位专家学者会集一堂，交流研究成果，畅言研究心得，提交论文70篇。安徽社科院文研所等单位辑会议论文25篇成《桐城派研究论文选》一书，由黄山书社出版，其余论文在《江淮论坛》等刊物发表多篇，形成了桐城派研究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高潮。80年代以来大陆陆续发表的300多篇论文、近20部专著，台湾姚翠慧《方望溪文学研究》、尤信雅《桐城文派学述》、香港叶龙《桐城文学史》、《桐城文派艺术欣赏》、新加坡许福吉《义法与经世》、日本佐藤一郎《中国文章论》、前苏联卡里娜·伊凡诺夫娜·戈雷金娜《19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的美文学理论》等专著以及韩国金正国《论管同的思想与古文理论》、日本佐藤一郎《江户、明治时代的桐城派》、武内义雄《桐城派之圈识法》、香港杨钟基《曾国藩学文门径试探》等数十篇论文是这一时期研究繁荣的最好标志。

本时段研究的论题依然围绕着自有桐城派研究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整体评价、古文理论贡献、古文创作成就、文派流衍及历史经验教训的探讨与总结等几个问题；学术争议的焦点仍在以下几个方面，即桐城派承续道统、文统对古文理论的不断总结及其艺术实践，到底是对中唐以来古文运动及文学传统的承继与发展，还是清王朝文化政策扶持的直接产物？桐城派是反动的文艺流派、清王朝御用文学、程朱理学的传声筒，还是以尊崇程朱理学为其“门面语”，而注重写作艺术原则和情感表达的古文流派？桐城古文是“变形八股”、“高等八股”，还是以古文改造时文、与时文有“有鸿沟之殊”、或是互有影响的、古文中“最正当最有用”的文体？复兴与繁荣期以上问题的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研究方法的更新、视野的扩大和多元格局的形成。本时段研究者以全新的思想方法、文学观念、价值取向观照桐城派，大大拓展了研究的领域与视野。或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综合研究，或从微观的角度进行专题研究，曾国藩、戴名世等先前被视为禁区、或不大被学者关注的课题成为研究的热点。有的文章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从地理因素上探讨桐城派开宗立派流衍漫长的成因；有的文章运用考证的方法探索作家身世及其与诸文派、学派的关系；有的文章从语言学的角度谈桐城派与文学语言的发展……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多元格局。世纪末最后十余年相继问世的一批专著在此方面更是大有开拓。如王镇远的《桐城派》，将桐城派自雍乾至民初发展过程及历史贡献，绍述得简要准确有据、完整而不零碎，有正本清源之功。同时，作者在以地域为次讲述嘉道后桐城派传播流衍，视野扩及学者们一般不大注意或根本不提的戴均衡、欧阳勋等20位作家，对他们的理论贡献及创作个性，亦均从文派发展的角度给予了简要的评点，填补了桐城派作家作品研究的若干空白。晚于《桐城派》两年问世的王献永的《桐城文派》，其旨趣不在桐城文派本身的研究，而试图对桐城派发生发展的历史经验及教训作探讨和总结。全书用几近一半的篇幅探讨桐城文派的功过是非、经验教训，并第一次对“五四”至80年代末的桐城派研究讨论情况作出综述，从中可见作者探讨文学发展规律的热情和努力。吴孟复《桐城文派述论》一书史论结合，述中有评，论述“十有七八，言前人所未言”。［21］全书无论总述桐城派的历史渊源、地理因素、艺术特色，还是分述桐城文派师友相传、诸家风格，均新见迭出，持之有故，求是于实。其最有贡献之处在于能对桐城文派研究中最为缠夹的疑难问题作出自已的解析，显示了深厚的学养和眼光。周中明的《桐城派研究》，除实事求是，考镜源流，详细描述了桐城诸家的生平、思想、师承关系和于文论的建树、于创作的特色，于文派发展的贡献外，还从地域文化的角度考察了促进桐城派产生的优美的自然生态环境、人文荟萃的社会历史环境、家庭教育环境的“小气候”和促其发展的历史时代的大环境、社会政治文化学术的“大气候”。作者既抓住了桐城派对清王朝文化政策相适应而发展的一面，更注意到桐城派与清王朝文化政策相矛盾而保持自身相对独立的另一面，摆脱了以派论人、论文的弊病。其对桐城派历史发展轨迹的寻求，对其成败得失经验教训的探讨和对百年桐城派研究现状的总结，都显示了著者深刻的识见与功力，是著者对桐城文派研究的贡献。何天杰的《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是“中华文学遗产新论丛书”之一。既标举“新论”，自要凸现研究者或方法、或观念、或角度、或结论的新。何著之新，在其对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准确定位：桐城文论是文章学理论，桐城古文是在载道与崇文两难选择中最终偏重于后者的文学散文。何著所论偏重体验长于鉴赏，著者将桐城文论纳入“文章学”的座标，结合文本的细致分析来阐释其理论的内涵及发展，阐释不拔高不贬抑，准确有说服力。关爱和《古典主义的终结》对桐城派研究的突破之处有二：一是将桐城文论漫长衍进过程中散珠碎玉般零落的表述系统化，范畴化；二是对桐城派长达200余年的发展作“时段”与“群体”的研究。作者将桐城派兴衰发展的过程分为初创、承守、中兴、复归四个时期，以其标榜的道统——文统作为专著纵向展开的并行的双线，于此同时将桐城文派放置在200余年思想文化背景、学术士林风尚的推移、转换中，把握这一创作群体“一以贯之的精神气韵和因革损易的内在脉络，从而勾勒其形成发展兴衰变化的总体面貌”，［22］我们从中看到的不再是一个个作家的简单排列，而是在不断推进的时段中有机活动着变化着的文学群体。总之，这一时段的桐城派研究，各家多有自己的角度与方法、发现与贡献，从而突破了研究模式的单一。

第二，由简单的价值判断转向文学事实的清理与研究，由功利转向审美。在我国，注重社会功用的政教批评有着几千年的传统。桐城派研究前三个时段不少论者或执着于价值评估，或专心于文学与时代政治关系的评价即是明证。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冲破了此种局限，而代之以对桐城古文创作成就与特色的审美关注。桐城文论研究也侧重其对创作的推动指导作用的研讨。如张家英《龙门家法与韩欧精神》，着力探讨桐城文论及其艺术实践对中唐以来古文运动及文学传统有着怎样的承继与发展；马积高《清代学术思想的变迁与文学》一文，则将桐城文派与唐宋八家相比较，总评其论说、记叙、抒情三类古文的艺术特色及成就，并分析了桐城派虽承韩欧文统，然总成就不逮八家的原因。再如郭豫衡《桐城派的理论与实践》、吴孟复《再谈“桐城派”三个问题》、何士杰《桐城派：文章学的总结与超越》等著述评价桐城古文而深入至文本，理论归纳阐发结合作品展开；刘跃进《极摹世态炎凉、曲尽人情事变：从< 忧庵集>窥探戴名世晚年心态》一文是创作心理研究的篇章，其研究创作，注意作家纠纷郁结的心态和隐曲复杂的民族情绪对创作的影响。庄严《试论桐城派文化的历史特点和美学特征》、艾斐《论桐城派的艺术流变与美学特征》等文章则深入探讨了桐城派的美学特征。

“五四”至“新时期”之前，学界对桐城古文成就评价较低，一般认为桐城派在创作实践上成就不大。新时期研究者对此做出了新的评价，如项纯文《桐城派评价臆说》认为，桐城文派创作成就不在是否出现了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散文家和惊世骇俗的作品，而在该派散文具有自已鲜明的特色，于一个泱泱大派的绵延不绝的创作实践中，散文艺术被普及到了一个较为提高的水平[23]。桐城派文章夥盛，作家济济，不仅形成了整体的流派特色，而且桐城诸子为文造诣各殊。马亚中《试论姚鼐古文的艺术特色》、刘守安《才雄气肆，笔峻词丰：论刘大櫆的散文创作》、王镇远《论梅曾亮的文学主张及其散文创作》等一批文章为我们展现了桐城文章各有其自家面目的景况，其研究有许多精警之处。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散文是在叙事性的“史”、论说性的“子”和应用性的墓志碑铭、书札公文等体裁的基础上产生的。在传统杂文学的体系中，中国古代散文的文体功能、 文学属性及本质特征，均缺乏质的规定性。顾易生《方苞姚鼐的文论及其历史地位》、关爱和《坚守艺术的壁垒》、何天杰《桐城文派：文章法的总结与超越》等文章就致力于挖掘处于各个不同发展时期的桐城派领袖人物对古文文学特性、古文文体意识孜孜探求的努力。顾文从文道关系上把握桐城派力图把程朱理学与韩欧文学并举而作为行身祈向之时对古文写作艺术原则、艺术规律的探索，认为“这种二元论倾向和偏重文艺的态度，是对程朱哲学体系的背离，是对中国文论的发展与贡献”［24］，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何天杰也认为，方苞“义法”说的历史性突破，就在他开辟了一条“在思想性与艺术性的结合上谈文法”［25］的道路，至姚鼐，其 “道与艺合，天与人一”的主张将“文”“道”并论，让二者平分天下，“技精则近道”［26］ ，这是前无古人的识见。关文则系统描述了桐城派方刘姚及其后学对古文文体价值定位的认识过程。作者高度评价了桐城派各个时期的领袖人物，“审时度势，着意寻找最适应古文家生存的理论，不断修正着对古文文体特质的认识”的努力，称桐城作家“围绕着让古文回到古文自身，把古文还之于古文家所作出的种种努力，为传统的杂文学体系向现代纯文学体系的过渡，作了一个鲜为人知的铺垫”。〔27〕

第三，理论探讨的细化与深入。以桐城文论研究中最为缠夹的义法说的研究为例。

“义法”说是桐城文论的理论根基，也最为世人所诟病。学界达成的共识是“义”指内容、“法”指形式。但“义法”之“义”是否如某些文章阐释的那样能直接与封建道统程朱理学划等号？“义”与“法”的关系是“义”决定“法”，或反之？还是二者相辅相承、互依并立？“义法”合用是对内容与形式相统一的要求，还是对古文创作体制的规范？本期对此问题的阐释更切近“义法”说的实质，更近于文学史的事实。如王镇远《论方苞的“义法”说》一文，从分析方苞“义法”说之来源入手，考察了方苞以“义法”论文时的具体所指，并结合方苞个人学术、时代风气与“义法”说之关系及后代文人对“义法”之理解等问题，清晰地讲述了“义法”说所指及实质。他认为“义法”说源自方苞对《春秋》“义例”、“周官”“仪法”的研讨，因而一开始就带上“义例”“法式”等含意。从方苞运用和解释“义法”的具体文字看，它主要是指文章的格法，这也是桐城后学对“义法”的普遍理解。方苞以“义法”论文所指大致有以下数端：1、指文体对写作的规定和限制；2、指文章对材料取舍详略提出的要求；3、指行文的开合起伏，脉络呼应；4、以“义法”论文要求文字简洁。即提倡典雅、古朴、简约的文风。因之，方苞“义法”说，重在文章的体裁、详略、章法、语言等问题，是古文写作应遵循的艺术法则，是偏重于讨论文章形式方面的理论。尽管方苞提出了“义以为经而法纬之，然后为成体之文”，即明确规定了“义”对“法”的主导作用，但统观方苞全集所有论述“义法”的地方，并无对思想内容提出的直接要求。因而“义法”在方苞的文论中，是指作文最基本、但又是最初级的模式和要求。桐城派文人都将“义法”理解为文法、文例，主要指写作须遵守的规律。以上对“义法”说内涵的解释，是符合“义法”说的历史面目的。顾易生也指出，“方苞常常以义法或义指内容材料的选择、熔裁和论点论据的组织安排”，“义与法在文章中的位置，两者似不无差别，但相辅相成、互依并立是肯定的，而且义法说总的说来还是属于论述文章作法”［28］。不少学者不仅注意到方苞论文言法，使初学者有阶级可循的一面，还注意到方苞本于义而言法，法并非是死的教条。如马茂元指出，“文有定法，但题材不同，体制名异，则法又有其不定的一面”［29］，并具体分析了这不定的一面。笔者认为法是对古文写作的规范，而法的旨归在于使文章的形式不越于度。即要从材料的取舍、结构的安排、语言的运用上都要汰去一切不合乎体制的成份，使之雅洁谨严。至于如何探求“义法”，或说探求义法的途径，《望溪集》中多次强调学行是根本。桐城文论偏重具体写作经验的传授和强调学行对创作的重要性的特征可以从桐城作家的职业特性上寻找成因。吴孟复等学者指出，桐城作家多职为教师，既职为教师，为文授徒均不得随意挥洒，而须为承学者指示门径，须依科举之需确立为文、评文的规范，因之形成论文而言法，力求有形迹可循，有程式可遵。理论研究的细化与深入使得复兴与繁荣期的桐城派研究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前期研究所没有的进展和突破。

五、桐城派研究中的不足与缺陷

从近人20世纪的桐城派研究取得了世所公认的成就，但无庸讳言，也存在着一些不足与缺陷。

一、桐城派研究中的一些基本问题，研讨尚不充分，意见未趋统一。如新时期仍有学者认为桐城派是清朝的官方御用文学”［30］，“是清朝统治者的文化工具”［31］。桐城派文论“以清廷的统治思想为依据，以清廷的文化政策为准绳”［32］。有的学者对桐城派的理论及创作实践均持否定态度，认为“‘五四’新文学运动对桐城派的批判，……今天完全应该给予肯定，不应该否定”［33］。学术观点、思想观念以及立论的出发点上都分歧赫然，有待于进一步的商讨。研究领域也需进一步拓宽。如桐城派除“桐城三祖”“姚门四杰”“曾门四弟子”外，门生广布海内，流布也不限于安徽一隅，而遍及大半个中国。从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的著录看，有作家六百多人，著述千余种，现有研究成果的涉及面尚嫌狭窄。

二、桐城古文研究不够深入，理论研究常常孤立于创作实际之外，研究者对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文学思想和审美意识多有忽视，且低水平的重复研究多，陈陈相因的浮泛粗疏的描述多，真知灼见嫌少。如有学者言，方苞所开创的桐城古文一代“雅驯不芜”的文风与桐城先驱戴名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其实这一论断不符桐城古文创作实绩所显现出的文学思想与审美追求。郭豫衡讲得好，他认为从地域和行文的某些主张和技术造诣看，戴名世也不愧为桐城后裔的前辈，不过，从思想和文风看，戴名世实乃明清之际文风的结束者，而不是桐城文风的创始者，他对桐城文章是有影响的，但这影响不在于他开创了桐城派的风格，而是在他那《南山集》之狱的影响下，桐城诸子如方苞、刘大櫆、姚鼐等引为鉴诫，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雅训不芜。［34］。作者联系时代、结合作家际遇，从其理论与实践结合上，既把握作品总体风格上质的区别，又抓取作家创作的个性差异，才能对作家的文学主张、创作特色及价值、地位作出准确的评判。可知，不对文本下一番刻苦深入的研读的工夫，仅凭前人已有的评价或判断作印象式的描述，所谓的研究将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是没有什么学术意义的。

三、基本文献建设欠缺。翻检有清一代文学总集、桐城作家别集、荟萃一代文章名篇的清代文编、文论篇章以及清代类书、丛书、辑佚书、年谱、学案、目录，其中有着极为丰富的桐城文派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然而，我们今天所能看到桐城派作家作品的校勘、笺注、评点等整理本只有王树民编校《戴名世集》、刘季高校点《方苞集》、吴孟复编校《刘大櫆集》、徐天祥、陈蕾校点《方望溪遗集》、徐寿凯、施培毅编校《吴汝纶尺牍》、《郭嵩焘诗文集》、《曾国藩全集》、《林琴南文集》等寥寥几部。桐城派大师姚鼐的文集至今尚无整理本问世。普及性的桐城代表作家的文章选本，也只有王镇远主编《桐城三家散文赏析集》、漆绪邦、王凯符选注《桐城派文选》、杨荣详译注《方苞姚鼐文选译》、陈耀东注译《方苞、刘大櫆、姚鼐散文选》四种；完备的桐城派研究专题目录也付之阙如。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桐城派基本文学事实的清理，基本文献的建设已经成为研究进一步深入展开的限制性因素，亟待有识之士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