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是清代文学史上集中国古典散文、文论之大成，并占有突出正宗地位的古文流派。此派自乾隆之世揭橥“义法”大旗结立门户之初便毁誉繁兴、人言言殊。进入20世纪以后，桐城派研究也几经起伏，大体可分为四个时期，呈现出两落两起的态势，下文分述之。

一、承续期的桐城派研究

世纪初20年是桐城派研究的承续期，它主要由两部分组成：一、选派后劲刘师培、黄侃等人对桐城派体与辞的批评；二、“五四”新文学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对桐城派的价值否定。从学术渊源看，前者接续了乾嘉骈散论争，后者尽管另有思想资源，但晚清经世文派“主变敢逆” 、“喜以经述作政论”以“变法图强”的革新，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打出“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理论旗帜，进而全盘否定桐城派无疑起着先导作用。至于戊戌维新时期改良主义文学家梁启超发动“文界革命”，锻造“新文体”，自然是以当时雄踞文坛正统地位的桐城派作为对立面，从而挑战传统古文清规戒律的，当可视为对桐城派另一种形态的批评。但在当时，梁氏对桐城派“没有专论”，〔1〕有的只是一些是非学理层面的“片断的”、“结论式的断语”。[2]被学者们经常引述的那段“然此派者，以文而论，因袭矫揉，无所取材；以学而论，则奖空疏，阏创获，无益于社会，且其在清代学界，始终未尝占重要位置，今后亦断不复能自在”的批评，则是梁氏于1920年10月间作出的，[3]其对桐城派全盘否定的评价和对桐城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用的判断，明显有失偏颇，与史实不符，兹不赘述。

骈文，作为中国古典散文的重要体式，与散文的对立起自六朝“文笔之辩”。至嘉道之际，阮元针对桐城古文雅洁有余而文采不足的局限，提倡建立《文选》派，他援用六朝文笔之说作为理论根据，力辩“沈思翰藻，有韵用偶”的骈文优于无韵言事、奇句单行的桐城古文，为骈文争夺坛席，欲扫桐城古文于文坛之外。延至民初，选派后劲刘师培接绪乾嘉骈散论争，在《论近世文学之变迁》、《文章源始》、《广阮氏文言说》、《中国中古文学史》等论著中，再引六朝文笔之说作为理论武器，力主“骈文一体，实为文类正宗”，訾诋被桐城派继为文统的八大家散文，以为桐城古文据事直书、无韵单行、不尚藻采算不得文学，只能称之为“杂著”。其说偏颇且无出清人阮元之上。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这部颇邀时誉的论著中，纠正其师刘师培、章太炎关于文学界说的偏颇，近一步发展了选派的理论，并在《题辞及略例》、《原道篇》札记、《丽辞篇》札记等篇目中，更为激烈地批判了方苞“义法”说和姚鼐“阳刚阴柔”风格论。称桐城派语言上讲“雅训”不讲“俪辞”、文势上强调气势而不讲骈偶用典的主张为“褊隘”，不满桐城派抹杀六朝骈文成就的言论。而桐城派最后几位大师姚永朴、姚永概、林纾则一方面讲授古文辞，坚持古文创作，另一方面系统探讨总结桐城古文理论，以扩大桐城派的影响。姚永朴《文学研究法》、林纾《春觉斋论文》、《韩柳文研究法》就是桐城文论集大成式的代表作。这些著作继承了桐城文论偏重于传授古文学习方法和写作经验的传统，以至于被有的学者讥刺为 “若无何发挥，第掇拾其先人遗绪而已” [4]。

选派与桐城派的这场骈散论争，使得桐城派在清末的京师大学堂民初的北京大学里由占绝对优势到咸去大学，转被章（太炎）门弟子所替代[5]。这场论争，正如周勋初所评价的“对散文和骈文写作中的许多问题作了理论上的辨析和总结”〔6〕，但其总体上是囿于传统杂文学体系的门户之争；仅就选派对桐城派的批评讲，建树无多。他们对方、刘、姚的文章未加厚非，只是抨击了近世文坛“多托于桐城”“以便其空疏”的“枵腹”之徒。章太炎论文则宗魏晋，认为桐城派“文能循俗” ，态度上 “不病”亦“不尊”，同于早期学者李详。［7］他所鄙薄的乃是严复同林纾，在《社会通诠商兑》一文中訾诋严复说“犹未离帖括申夭之态”，“概附仰于桐城之道左，而未趋庭庑者也”。在《与人论文书》中批评林纾文章“辞无涓选，精采杂污，而更浸润唐人小说之风，夫欲物其体势，视其蔽尘，笑若龋齿，行若曲肩，自以为妍，而只益其丑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新文学先驱胡适、陈独秀等人以西方文学作为参照系，以进化的文学观和惟白话文学为文学正宗的一元思维，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及其观念时，将桐城派作为旧文学的代表，进行了全面的讨伐与批判。率先发难的是胡适，他发表《文学改良刍议》，立言谨慎地提出文学改良八事，说：“今之‘文学大家’，文则下规姚曾，上师韩欧；更上则取法秦汉魏晋，……而皆为文学下乘。”［8］虽未点名，但批评所指显系桐城派及其坚守的道统文统。继之，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锋芒锐利地点名批判当时统治文坛的三大权威流派：选派、桐城派、江西诗派。提出文学“三大主义”，并将桐城三祖方、刘、姚和明代前后七子及归有光并称为“十八妖魔”，说“此十八妖魔辈，尊古蔑今，咬文嚼字，称霸文坛”，说桐城派方、刘、姚等人的文章，内容上“希荣誉墓，无病呻吟”，形式上“摇头摆尾，说来说去，不知说些什么”。［9］还断然拒绝胡适“愿国中人士能平心静气与吾辈同力研究此问题”的倡议，表示 “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匡正也”［10］。钱玄同起而呼应，两次致书陈独秀，表示赞同和支持文学革命的主张：“顷见五号《新青年》（实为2卷6号、作者注）胡适之先生文学刍议，极为佩服。其斥骈文不通之句，及主张白话体文学说，最精辟。……具此识力，而言改良文艺，其结果必佳良无疑。惟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见此又不知若何咒骂。虽然，得此辈咒骂一声，便是价值增加一分也。”［11］战斗姿态异常鲜明，且从兹不忘径呼桐城为“谬种”的发明，再三称述，从不改口。总之，在新文学先驱看来，桐城派作为中国几千年封建文学的总代表，作为重建新文化总体格局的障碍物，“直无一字有存在价值”[12]，必扫荡廓清全盘否定，否则，白话语体的新文学将无法建立。这种决绝的反传统的态度，是对中国文学传统载道观念及长期弥漫在文学界复古主义思潮的反动，其历史功绩在于它促使散文文体从载道之具的文学主流地位退居边缘，定位于叙事状物言情，逐步回归于文学自身，完成了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新语体散文的嬗变。但批评中的“政治”功利观念对以后的桐城派研究有着不小的负面影响。

二、发展期的桐城派研究

狂飙突进的“五四”之后，20年代中期至40年代末是桐城派研究的发展期。首先是“五四”新文学家对他们曾经攻伐过的桐城派不再持全盘否定的态度而有所选择和汲取，论述上也有了客观具体的分析。如认定古文是“死文学”，只有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的胡适，在他的《五十年中国之文学》一文中重新审视桐城古文创作，分析、肯定了桐城派“使古文做通顺了，为后来二三十年勉强应用的预备”的功绩。［13］刘永济《中国文学通论》、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变迁》、吴文祺《近百年来的中国文艺思潮》等论及桐城派时，观点与胡适相近，不过论述更为详细。仍持否定意见的学者是先前不大谈桐城问题的周作人。他在为现代散文溯源的描述中，不仅对桐城派作了彻底的清算，而且矛头直指被桐城派奉为文统的唐宋八大家特别是韩愈。周氏在《中国新文学源流》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桐城古文》中，肯定桐城派的文章“比较那些假古董更为通顺”，但又借用清人王湘绮、伍绍棠、蒋湘南的论说，批判桐城派“文章统系也终和八股文最相近”。［14］周氏的这一观点一直影响着后来论者对桐城派古文价值的评判。

至三、四十年代，以刘声木《桐城文学渊源考·撰述考》、姜书阁《桐城文派述评》两部专著和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钱基博《中国文学史》中的相关论述为转折与标志，桐城派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和成绩。其表现为第一次将桐城派作为纯然的学术对象来归纳研究，研究的视角转向了“文学之内”，研究步步深入，由文派流变史的研究到桐城派理论及创作的深入探讨，初步建构了20世纪桐城派研究的基本框架和范畴。如分别于1929、1933年出版的刘姜两人的著作，一部为“考其师承，录其名氏，括其生平，详其著作，提示传记、评论之所在，兼具‘学案’、‘目录’、‘索引’之作用”的桐城派研究的工具书；［15］一部为系统评述桐城派缘起、传衍、发展、递变和衰落情形的专著。姜著自序说“本篇一大半叙述它的史实，一小半批评它的内容”。［16］作为草创之作，引述材料多杂采各家文集，取资第一手资料，对桐城派的评价，建立在史实和分析的基础上，较为公允得当，功不可殁。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采用或专人、或专篇、或专题的体例立论，用六个专节五万字的篇幅第一次对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学观和文论体系作了系统深入的研讨。《桐城文派与其文论》一节首先肯定了桐城派在清代文学史、文学批评史上的“中坚”地位，总结桐城古文因其“雅洁”故“通于古而又适用于今”的特色，清晰勾勒出文派承传演变乃至衰蔽的过程，揭示桐城派之所以成派并发展流衍的根本原因。《方苞古文义法》、《刘大櫆义法说之具体化》、《姚鼐义法说之抽象化》、《姚门诸人之阐说桐城之学》等节分别阐述桐城三祖及其后学的理论建树，厘清了其间继承发展的关系脉络。《各家对于桐城文之批评》则描述自乾嘉以来骈文家、汉学家、经学家在事与道、体与辞、义与法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与桐城派的分歧和论争。作者用心于桐城派研究的“史”的勾稽，以史家的眼光将研究对象置于整个传统古文创作及理论批评的发展演进中，结合时代学术思潮探本溯源作纵贯性的研究，颇有创获。其富有前瞻性的研究思路和基本观点影响深远，泽惠后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近十万字的《附录》，是作者研读桐城派各时期近20位代表作家别集的心得之作。《附录》先清理、介绍每部文集的编次、刊刻情况；次点评作家创作师承及风格特色；再采录作家可诵篇目于后。作者有着精深的国学修养和艺术鉴赏力，对造诣各殊的桐城文人古文创作风格特色的概括点评极为精当，并且是在通读了作家全集之后、在与其他古文家创作的比较中作出的。钱氏的作品论被周振甫评价为：“别识心裁，正属于‘成一家之言’。”〔17〕上述研究在系统性、规范性及研究领域的开拓等方面为20世纪后半叶桐城派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一时期还有高校学报及相关学术刊物发表过为数不多的泛泛介绍性的文章，学术价值不高。

三、低落期的桐城派研究

建国后至70年代末是20世纪桐城派研究最为低落的时期。近40年的时间，学界除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有关于桐城派的绍述外，仅1957、1961—1963四年中有关于桐城派的争辩之声。1957年，王气中发表《桐城派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评估桐城派。同年，马茂元发表《从桐城派的古文谈到姚鼐的〈登泰山记〉》，具体分析了桐城派的艺术特点，但均未获得学术上的反映。1961年5月有人在《光明日报》提出《桐城派在社会主义社会有无作用》的讨论。1963年底，讨论的主要成果由安徽人民出版社结集为《桐城派研究论文集》出版。文集中的12篇论文，论题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关于桐城文派的整体评价问题，侧重于其社会作用和思想政治倾向的评价；二是关于桐城派文论“义法”的阐释及评价。对桐城派中国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论者们大都或多或少地予以肯定。如王气中的文章就桐城派的文论体系、创作特色及其贡献等方面提出看法，认为桐城派“继承了中国文论以前的传统，加以总结、发展，给散文建立了较为系统的理论”［18］。这是建国后最早冲破桐城派研究无形禁区而持积极肯定意见的文章。但受当时思想文化界形而上学之风的影响，更多的论者机械运用唯物史观，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文学发展的外部规律上评价桐城派，否定意见仍占上风，特别是在对桐城派思想政治倾向的评价中，论者往往从桐城派与清王朝的文化政策、与程朱理学及汉学的关系及桐城古文与时文的关系等三个方面入手，简单徵引桐城派卫道的、诋毁汉学的言行或作品，评说其理论创作和发展变迁，从而否定文派的政治思想倾向。对桐城理论根基“义法”说的错误解释又导致了对其创作内容的否定。论者认为，桐城义法义指内容法指形式，将义法之“义”直接与程朱理学划等号，进而否定之。这种给古代文论及创作贴当代政治与阶级标签的简单武断的批评，当时就受到批驳。但相对而言，批驳之文写得拘谨局促似不敢放言高论。这一时期出版的两部权威的《中国文学史》，对桐城派也持基本否定的态度。[19]与多数论者用批判乃至上升到政治层面评估文学问题的方式不同，钱仲联《桐城派古文与时文关系问题》一文，运用大量史料辨析古文与时文性质及写作方法的异同，以批评桐城古文乃“变形八股”、“高级八股”的观点。钱仲联认为，明清古文理论家有时不免用写作时文的一套理论来处理古文，写作上有的也不免沾上一些时文的气息，但二者的循环影响，主要还在于古文影响时文的一面，即提高了时文的水准，而不是相反降低古文的品格。文章针对论者以桐城派所宗尚的明人归有光是时文名家、归方评点《史记》姚鼐选《古文辞类纂》所采用的评点有类时文选本的做法，方、刘、姚文语中有吹捧时文之论作为论据“诟病桐城古文……与时文沆瀣一气”的观点，具体讲述了归、方及桐城文人之评点不同于时文家的评点，应区别对待的。批评辩驳有理有据，值“不容辩驳争鸣的氛围”，［20］识见与方法均属难得。

至于“文革”中的一些所谓的评论文章，更是远离学术，成为政治的工具或附庸。不再赘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