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事之文，惟《左传》、《史记》各有义法。一篇之中，脉相灌输而不可增损，然其前后相应，或隐或显，或偏或全，变化随宜，不主一道。《五代史安重诲传》总揭数义于前，而次第分疏于后，中间又凡举四事，后乃详书之。此书、疏、谕、策体，记事之文，古无是也。

《史记》伯夷、孟、荀、屈原传，议论与叙事相间，盖四君子之传，以道德节义，而事迹则无可列者。若据事直书，则不能排纂成篇，其精神心术所运，足以兴起乎百世者，转隐而不著。故于伯夷传叹天道之难知，于孟、荀传见仁义之充塞，于屈原传感忠贤之蔽壅，而阴以寓己之悲愤。其他本纪、世家、列传有事迹可编者，未尝有是也。重诲传乃杂以论断语。夫法之变，盖其义有不得不然者，欧公最为得《史记》法，然犹未详其义而漫效焉，后之人又可不察而仍其误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