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史公《自序》：“年十岁，诵古文”。周以前书皆是也。自魏、晋以后，藻绘之文兴，至唐韩氏起八代之衰，然后学者以先秦盛汉辨理论事质而不芜者为古文，盖六经及孔子、孟子之书之支流余肄也。我国家稽古典礼，建首善自京师始，博选八旗子弟秀异者，并人于成均。圣上爱育人才，辟学舍，给资粮，俾得专力致勤于所学，而余以非材，实承宠命以监临而教督焉。窃惟承学之士，必治古文，而近世坊刻，绝无善本，圣祖仁皇帝所定《渊鉴》古文，闳博深远，非始学者所能遍观而切究也，乃约选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刊而布之，以为群士楷。

盖古文所从来远矣，六经、《语》、《孟》，其根源也。得其支流，而义法最精者，莫如《左传》、《史记》，然各自成书，具有首尾，不可以分剃。其次《公羊》、《觳梁传》、《国语》、《国策》，虽有篇法可求，而皆通纪数百年之言与事，学者必览其全，而后可取精焉。惟两汉书疏及唐、宋八家之文，篇各一事，可择其尤。而所取必至约，然后义法之精可见。故于韩取者十二，于欧十一，余六家或二十、三十而取一焉；两汉书疏，则百之二三耳。学者能切究于此，而以求《左》、《史》、《公》、《谷》、《语》、《策》之义法，则触类而通，用为制举之文，敷陈论策，绰有余裕矣。虽然，此其末也。先儒谓韩子因文以见道，而其自称则曰：“学古道，故欲兼通其辞”。群士果能因是以求六经、《语》、《孟》之旨，而得其所归，躬蹈仁义，自勉于忠孝，则立德立功以仰答我皇上爱育人材之至意者，皆始基于此。是则余为是编以助流政教之本志也夫。雍正十一年春三月和硕果亲王序。

一、三传、《国语》、《国策》、《史记》为古文正宗，然皆自成一体，学者必熟复全书，而后能辨其门径，人其交突。故是编所录，惟汉人散文及唐宋八家专集，承学治古文者先得其津梁，然后可溯流穷源，尽诸家之精蕴耳。

一、周末诸子，精深闳博，汉、唐、宋文家皆取精焉。但其著书主于指事类情，汪洋自恣，不可绳以篇法，其篇法完具者间亦有之，而体制亦别，故概弗采录，览者当自得之。

一、在昔议论者，皆谓古文之衰自东汉始。非也。西汉惟武帝以前之文，生气奋动，倜傥排宕，不可方物而法度自具。昭、宣以后，则渐觉繁重滞涩，惟刘子政杰出不群，然亦绳趋尺步，盛汉之风，邈无存矣。是编自武帝以后至蜀汉，所录仅三之一，然尚有以事宜讲问，过而存之者。

一、韩退之云：“汉朝人无不能为文。”今观其书疏吏牍，类皆雅饬可诵。兹所录仅五十余篇，盖以辨古文气体，必至严乃不杂也。既得门径，必纵横百家而后能成一家之言。退之自言“贪多务得，细大不捐”是也。

一、古文气体，所贵澄清无滓。澄清之极，自然而发其光精，则《左传》、《史记》之瑰丽浓郁是也。始学而求古求典，必流为明七子之伪体，故于《客难》、《解嘲》、《答宾戏》、《典引》之类皆不录。虽相如《封禅书》，亦姑置焉，盖相如天骨超俊，不从人间来，恐学者无从窥寻而妄摹其字句，则徒敝精神于蹇浅耳。

一、子长“世表”、“年表”、“月表”为序，义法精深变化；退之、子厚读经、子；永叔史志论，其源并出于此。孟坚《艺文志》“七略序”，淳实渊懿，子固序群书目录，介甫序《诗》、《书》、《周礼》义，其源并出于此。概弗编辑，以《史记》、《汉书》治古文者必观其全也。独录《史记·自序》，以其文虽载家传后，而别为一篇，非《史记》本文耳。

一、退之、永叔、介甫俱以志铭擅长，但序事之文，义法备于《左》、《史》，退之变《左》、《史》之格调而阴用其义法；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曲得其风神；介甫变退之之壁垒而阴用其步伐。学者果能探《左》、《史》之精蕴，则于三家志铭，无事规模而自与之并矣。故于退之诸志，奇崛高古清深者皆不录，录马少监、柳柳州二志，皆变调，颇肤近。盖志铭宜实征事迹，或事迹无可征，乃叙述久故交亲，而出之以感慨，马志是也；或别生议论，可兴可观，柳志是也。于永叔独录其叙述亲故者，于介甫独录其别生议论者，各三数篇，其体制皆师退之，俾学者知所从人也。

一、退之自言所学，在“辨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盖黑白之不分，则所见为白者非真白也。子厚文笔古隽，而义法多疵，欧、苏、曾、王亦间有不合，故略指其瑕，俾瑜者不为掩耳。

一、《易》、《诗》、《书》、《春秋》及“四书”，一字不可增减，文之极则也。降而《左传》、《史记》、韩文，虽长篇，句字可剃蕹者甚少。其余诸家，虽举世传诵之文，义枝辞冗者，或不免矣，未便削去，姑钩划于旁，俾观者别择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