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诗派的创作群体与创作成就

桐城诗派的诗学理论震铄一时，其诗歌创作亦大有名于世。但细捡民国以来的文学史著作，除极少数以外，大多数著作对桐城诗派的创作成就皆避而不谈。原因何在？要了解这个问题，必先巡礼一下桐城诗派的创作历程，然后才能确认它在文学史上究竟应处于怎样的一个位置。

我们权且把桐城诗派开派以来的创作历程分成三个时期。

前期：这一时期以开派前后为断。主要诗人有姚范、刘大櫆、方世举、朱雅、李仙枝、王灼、姚鼐等。代表人物为姚范、刘大櫆、姚鼐。

钱仲书先生在《谈艺录》中推许“桐城则薑坞、海峰皆尚是作手。”薑坞为诗“事料醲郁，善于俪事”，（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有《诗集》十卷。刘大櫆则有《海峰诗集》十一卷。刘为诗富有思想深度，刘师培就曾说过，桐城古文家“唯海峰稍有思想”。（见《论文杂记》）吴定于此论之甚详：“先生高才而遇穷，于诗靡所不工，而古诗尤超越国朝诸贤之上，其抑塞腾踏悲壮之气，充满天壤，莫之能御，傥所谓有郁而鸣者也……”（见《海峰先生诗序》）吴孟复先生更就具体诗作加以析：“如刘大櫆《杂感》诗：”团圞一门内，弟寒兄不知。深宫狎阿保，而闵百姓饥？岂非天使然，知临大君宜？吾闻晋帝言：何不食肉糜？中人数家产，涕泪诵此诗。‘读来直如读黄宗羲《原君》、唐甄《室语》。其《感怀》言：“弱冠负勇气，乡闾婴祸罗。仗剑出门去，饮马昆仑河，’殆为方、戴书案而发。又《饮酒》：”一去涉世故，将为祸网婴，‘辞气愤激，《杂诗》亦同。 “（见《桐城文派述论》）故程鱼门当时就评刘大櫆”诗胜于文也“。（见《随园诗话》）

姚鼐是本时期的大家。姚作诗并不专主温柔敦厚，其诗中也说了一些其文中所不敢说的话，吴孟复先生于此亦曾索隐发微：“如《述怀》中‘自是百年来，法家（即酷吏）常继轨。刑官不易为，乃及末小子。顾念同形生。所虑稍刻深，轻重有失理……’‘百年来’即清入关以后，‘刻深’‘用威’，欲人之死，写出清廷的严刑峻法。在《漫咏》中，又说：”秦法本商鞅，日以虏使民，竟能一四海，诗书厝为薪。发难以铲除，藉甚项与陈。焉知百世后，不有甚于秦？‘这些话就更激烈。与此同时，他在《咏古》中借汉武帝的’巡游既已疲，神仙不可遇‘，讽刺清帝的’下江南‘，告以’广心焉所务‘；而《漫咏》则指斥’人君取士‘，’抑扬恣其胸‘，因此，’宜于朝廷士，进者多容容。所以歌《五噫》，邈然逝梁鸿‘。共愤激与刘相似。这些皆是当时其他诗人所不敢言不能言的“。（见《桐城文派述论》）《惜抱轩诗集》各体皆精，”以五古为最，高处直是盛唐诸公三昧，非肤袭貌取者可比。七古用唐调者，时有王、李之响；学宋人处时入妙境，尤不易得。七律工力甚深，兼盛唐、苏公之胜。七绝神俊高远，直是天人说法，无一凡近语矣。“（见姚莹《识小录》）钱基博评姚诗”以清刚出古淡，以遒宕为雄，“……与文之萧然高寄者异趣。”（见《现代中国文学史》）张之洞轻姚文而推崇姚诗，曾国藩至定姚七律为“国朝第一家”。（见《吴汝纶尺牍。与萧敬孚》）现代的一些评论大家亦钦心于姚，钱钟书先生论诗眼高于顶，独许惜抱诗“尤粹美”。（见《谈艺录》）

中期：发始于姚门四子，而下沿至晚清。这一时期时间长，名家多。举其声誉卓著者，有梅曾亮、姚莹、刘开、方东树、姚濬昌等人。

梅曾亮：梅有《柏枧山房诗集》十卷、《续集》二卷。其诗“汰肤存骨，由瘦得坚，以崚嶒出妥贴，以清削见识趣，盖亦衍韩退之黄山谷一派。”（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姚莹：莹有《中复堂全集》九十八卷。莹为诗“由明何景明、李梦阳入，而以盛唐李杜为宗。古体胜于近体；七古尤胜五古，震荡错综，阖辟顿挫，其原出李白；而近体亦颇脱去纤秾，独抒高浑，嗣响杜陵，不为格律所拘；庶几姚鼐之血脉！”（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方东树：方著有《仪卫轩诗集》五卷。仪卫精于言诗，至自为诗 “则横空盘硬，好作生语；由黄庭坚斅韩愈以窥杜甫，力避俗熟，自是姚门师法。……而五七言绝，独缘情绮靡，出以清丽，不为拗体”。（引文出处同上书）

刘开：开有《刘孟涂诗前集》十卷《后集》二十一卷。孟涂诗“覃精极思，颇喜巧琢，词务妍练，格求生峭，……与姚鼐之不贵绮错，由韩学杜，以坚苍出古澹者，体气迥异。”（同上）此亦可见同一诗派中亦同中有异也。

姚濬昌：濬昌少时以诗受知于曾国藩，晚年自订其集十二卷，诗续集九卷。钱基博评其诗：“一秉家法，属辞比事，蔚然与薑坞同风；而骨力之清遒，神情之俊朗，则鼐之遗也。”（见《现代中国文学史》）

后期：自清末民初至当代，是为后期。这一时期，新诗骤兴，桐城诗派亦同其它旧文学形式一样，受到致命的冲击。但仍有人留连忘返、乐此不疲，在一定圈子里也仍然产生了一些名家。代表人物，如方守彝学黄，方守敦学杜，皆卓有成就。姚永朴、姚永概昆仲为诗“清刻而峭发，又不害尽；盖笃守姚鼐之教也。”（见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当代名家如马茂元先生为诗“由山谷而溯义山，穷尽其妙，殆张文襄所谓‘双井义山君一手’者。”（吴孟复《马茂元传略》）一生“故乡宗派守桐城”（钱钟书语）的马厚文先生，有《鸦山皖水集》二卷。其诗“五古端凝，而能纡徐；七古排奡，而臻妥帖。惜抱老人有嗣响矣。”（钱基博语）作于抗战时期的长篇五古《避难纪行》、《入山纪行》，方槃君许为“号称诗史”。吴孟复先生学术名家，一生以研究桐城派为职志，余事亦作诗人，有《吴山萝诗文录存》传世。程千帆教授评其诗：“诗格老而韵，气深稳而卷舒自如，此惜抱圣境也。”

综上所述，桐城诗派名家辈出，诗作繁富。对于文学史上这样一个庞大的客观存在，文学史家为什么会视而不见呢？推测起来，大约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桐城诗派的“诗学”要深于“诗功”。以诗派的三个核心人物为例，姚范论诗“极度超诣深微，可谓得三昧真诠……；但其所自造犹是凡响尘境。”（见《昭昧詹言》卷一）方东树的《昭昧詹言》嘉惠后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本人所作“排奡而未妥帖，意境兀傲而未及华妙。”（见钱基博《中国文学史》）姚鼐虽诗作精美，堪称大家；但他文名更大，诗名卒为文名所掩。所以桐城诗派的创作不能如诗论那样足以耸动一世的视听，在声誉的流播上便产生了偏至的现象。第二，桐城诗派中人大都生活在社会的中下层，既无缘经历重大的政治斗争；又不愿深入下层，接触民众。他们基本上过的是书斋型生活，生活面狭窄，创作题材较为单调，“风云气少”，产生不了震古铄今、领导时代潮流如龚子珍、黄遵宪那样的大家。他们的创作基本上不处于主流地位。第三，民国以来，文壇盛行的是厚今薄古的潮流。凡古皆薄，桐城诗派“有所法而后能”的学古主张也就被武断地归咎为“复古”，从而其命运同桐城文派一样，被粗暴地打入“谬种”的行列而几十年不复。这是由特定时期的学术背景决定的，文学史家纷纷绕开它，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桐城诗派的创作是绕不开的，也是不应该绕开的。它毕竟代表一定时期诗坛创作的“这一个”，在文学史上自应有其一席位置。这个庞大的实体包含了丰富的文化资源，我们最起码要发掘它研究它，看看哪些是精华，那些是糟粕，批判地吸收，庶能收借古开新之效！

桐城诗派对近代诗坛的影响

桐城诗派对近代诗坛的最大影响是孕育了宋诗派的产生。宋诗派是近代文学史上以学宋为旗帜的一个庞大的诗歌流派。它分前期和后期，后期宋诗派即通常所说的“同光体”。桐城诗派与前后期宋诗派的关系，就如同古文上桐城文派与阳湖派湘乡派的关系一样：分开来，它们是三个流派；合起来，则都属于泛桐城诗派或泛桐城文派的范畴。这是因为彼此在传承上存在着渊源关系，虽不无歧异，但总体来说都处于同一风气的笼罩之中。以诗派来说，它们都提倡学韩、学黄。唐诗擅丰神情韵，宋诗多筋骨思理，宋诗派主张合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为一，岂非桐城诗派“熔铸唐宋”的翻版？此不赘论。这里只重点揭示一下前后期宋诗派与桐城诗派的传承关系。

前期宋诗派与桐城诗派的传承关系：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说：“道光而后，何绍基、祁隽藻、曾国藩之徒出，益盛昌宋诗。而国藩地位最显。其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这段话如果前加上程春海，后加上郑珍、莫友芝两位，就完整地揭示了前期宋诗派与桐城诗派的传承关系。这些人物中，有三位是最主要的，即祁隽藻、程春海、曾国藩。祁、程年辈稍先，我们先看祁、程与桐城诗派的关系：祁少时师事其舅陈用光，而陈用光师事姚鼐最久（见刘林《桐城文学渊源考》），祁通过陈用光系统地接受了桐城诗派的“家法”。程春海虽与桐城无直接师承，但亦有瓜葛：“祁文端为道咸间巨公工诗者，……常与倡和者，惟程春海侍郎，盖劲敌也”。（见陈衍《石遗室诗话》卷十一）倡和劲敌，说程春海通过祁隽藻接受了桐城诗派的绪论，虽不中也不远吧！其次，我们看一看曾国藩与桐城诗派的关系：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戴钧衡）先生乡举北上，曾文正公询古文法，先生以《惜抱轩尺牍》授之，文正由是精研文事。”曾自已也承认：“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见《圣哲画象记》）至将惜抱列入圣哲画象三十二人之中。故曾论诗宗旨大段出自惜抱，如“作文作诗，皆宜专学一家，乃宜长进。”（见《家书》）这是学诗方法相同。“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此外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见《家书》）这是取法对象近似。曾还采用惜抱的“阳刚阴柔”之说，开列过一张《文章各得阴阳之美表》，分诗文为四象。凡此种种，皆足以说明姚、曾一脉相承的关系。再其次，我们看一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祁隽藻于曾国藩有救命之恩（见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与程春海的高足莫友芝有来往，并密荐过程最负盛名的弟子郑珍。曾国藩与程春海虽无直接交往，但与程的弟子辈则相知甚深。程弟子何绍基是曾的湖南同乡，曾在《家书》中曾多次盛赞过何的诗文书法；莫友芝是曾的幕僚，曾素知郑珍学行，拟通过友芝驰书约见。郑珍的内弟黎庶昌又是曾门四大弟子之一，选他的古文入《续古文辞类纂》；曾门另一弟子张裕钊，选《国朝三家诗抄》，列郑珍为三家之一（另二家为施闰章和姚鼐）。可见郑珍诗文在桐城派心目中的地位。这样，通过纵向的继承和横向的濡染，桐城诗派的“家法”便为宋诗派所完整接受并拓展了新的领域。其中，曾国藩以名公巨卿纵横其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说曾国藩空前光大了桐城诗派的门庭，识者当不河汉斯言。

后期宋诗派（同光体）与桐城诗派的传承关系。

什么叫“同光体”呢？陈衍说：“同光体者，余戏目同、光以来诗人不专宗盛唐者也。”（见《石遗室诗话》卷一）钱基博更有具体的解释，说他们为诗“出入南北宋，标举梅尧臣、王安石、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以为宗尚，枯涩深微，包举万象；盖衍桐城姚氏、湘乡曾氏之诗脉，而不屑寄人篱下，欲以自开宗者也。”（见《现代中国文学史》）由这段话，可以看出“同光体”在传承上与桐城诗派、前期宋诗派所构成的血缘关系。其中，桐城诗派是“同光体”形成的远源；前期宋诗派是“同光体”形成的近源。我们且以“同光体”巨子范当世与陈三立为例，来说明这种关系。范当世与吴汝纶颇多交往且随其学古文辞；他又是姚濬昌的女婿，永朴、永概的姊夫，与马其昶则是连襟。因广泛亲炙桐城派中人，故于桐城“家法”浸润最深。在《读外舅一年所为诗因论外间诗派》中，即对姚鼐顶礼膜拜：“泥蛙鼓吹喧家弄，蜡凤声华满帝城。太息风尘姚惜抱，驷虬乘鹥独孤征。”为诗亦一遵惜抱矩矱，于黄山谷诗的兀傲倔奇、玄思瑰句，参悟极透。吴汝纶甚至认为：“当今文学无出肯堂右者。”（见《姚叔节》）范早年与陈三立亦多交往，并结成儿女亲家，范陈并为同光派学黄而能别开生面的大家。梁启超《巢经巢诗抄跋》说：“范伯子（当世）、陈散原（三立）皆其（郑珍）传衣。”这就可见范、陈二人在取法桐城的同时，又就近接受了前期宋诗派学黄大家郑珍的影响。“同光体”远承桐城，近衍程、祁、曾、郑，在近代诗坛上造成了巨大的声势。所以，钱基博说：“惜抱之诗，方兴未艾。”即使是当代的旧诗大家，如钱钟书、江南二仲，亦何尝不受其影响！

对于在桐城诗派影响下产生的前后期宋诗派，历来的评价多是贬多于褒。尤其是“同光体”，几乎成为反动内容与复古形式合一的代称。其实，这是很偏颇的。钱仲联先生曾说：“同光体中各派，艺术上都有创新，绝不同于明七子之摹仿盛唐。即以思想内容论，也不完全都是写些无聊消闲的东西。……‘同光体’当然学古的倾向重一些，但并非不关心现实政治。陈三立诗中，就有不少从庚子事变到日俄战争时期一系列悲愤国事之作。”（见《清诗三百首。前言》）我们觉得这段话才是对“同光体”最为持平中肯的评价，对桐城诗派及前期宋诗派的评价亦应当作如是观。

结语

　　桐城诗派是清代文学史上在理论上卓有建树，在创作上颇具特色，作者众多，影响深远的一个诗歌流派。我们亟待加大对桐城诗派研究的力度；我们更期望文学史家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新改写这段历史，以确立桐城诗派在文学史上应有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