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吴汝纶是晚清著名的桐城派古文家、国学大师、中国近代教育的奠基人。其家庭教育思想继承了中国儒家传统家庭教育思想中的孝悌、立志、交友等诸多精华；由于他处在封建制度走向没落、国势衰微、“西学东渐”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爱国主义、经世致用及西方教育理论在其家庭教育思想中有明显的反映，在教子处理学习与养身的关系上，他反复强调以养身为本；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政治，凭借自己睿智的眼光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吴汝纶认识到科举制度终将废除，在教育子女成才的问题上，已摆脱传统的“学而优则仕”思想的束缚，成人教育是其家庭教育思想的主要特色。
关键词：吴汝纶 家庭教育 成人教育
家庭教育是中国古代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家国同构性使家庭教育在维持社会的和谐稳定方面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历代统治阶级也因此对家庭教育倍加重视。《大学》有言：“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1]P3--4。在几千年的中国传统社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直是广大士人的人生追求，也是中国古代家庭教育的基本理念。“三代而下，教详于家”[2] P615，中国古代有重视家庭教育的传统。生活于晚清社会的吴汝纶继承了中国古代重视家庭教育的文化传统，其家庭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给其弟诒甫的书信及《谕儿书》中。近年来，学术界对吴汝纶教育思想的研究，学者多从其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影响上加以考察，然而其在子女教育问题上，以爱国主义为动力，以成人教育为目标，注重以平常之心教育子女，不图虚名，唯求成人，对今天家庭仍有相当多的借鉴意义。
一 立身以孝悌为基
中国古代家庭教育强调做人应先从修身做起，而修身的第一步便是孝悌，孝是天经地义的至德要道，是百行之本。“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与。”[3]P25《孝经》中说: “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利,以顺天下。是以其教不肃而成,其政不严而治。”[4]P2549 唐代的柳玭说：“立身以孝悌为基，以恭默为本，以畏怯为务，以勤俭为法，以交结为末事，以气义为凶人。”[5]P4308—4309按儒家的社会建构思想,要达到社会和谐稳定的至善之道,必须要求社会成员从建立好良好的家庭关系做起,而和谐的家庭关系的根本表现就是“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当“父慈子孝、兄友弟恭”这种和谐的家庭关系建立起来后，再通过儒家所倡导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正如《论语》所言：“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1]P49宋明理学家更进一步认识到孝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作用，将孝说成天理。丁亥年（1887年），时任冀州知州的吴汝纶得知其子辱骂其兄之女后，就孝悌问题对其子进行了严肃地训诫：“凡为人先从孝友起，孝，不但敬爱生父，凡伯父、叔父，皆当敬爱之；不但敬爱生母，凡嫡母、继母、伯叔母，皆当敬爱之；乃谓之孝。友，则同父之兄弟姊妹，同祖之兄弟姊妹，同曾祖、高祖之兄弟姊妹，皆当和让。此乃古人所谓亲九族也。读书不知此，用书何为！”[6]P572--573吴汝纶认为孝敬尊长
作者简介：朱昌流，男，安徽师范大学在职硕士研究生，安庆师范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讲师。
与友爱兄弟是为人品德养成之基本，一个人只有从小在家庭中学会了敬老和友爱，走上社会后才能懂得尊重他人，与人和睦相处。一个人只有在家庭中学会孝悌之道，走上社会后才能获得别人对自己的尊重和应有的人格尊严，而读书的根本目的就是学会做人。
二 立志当以高远为务
在中国传统家训思想中，立志被看作人生取得成功的起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宏伟的志向，日复一日，昏昏噩噩，任时光流逝，不可能有所成就。“无冥冥之志者无昭昭之明，无惛惛之事者无赫赫之功” [7]P9“人之进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8]P8诸葛亮在《诫子书》也说到：“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 [8]P42对于青少年儿童，由于长期生活在亲人身边，倍感家庭的温暖，往往不愿远离家乡，外出求学。加上受儒家传统孝道的影响，中国的子女当父母在世时，常常要留在父母身边，以朝夕伺候于父母膝下，以尽人子之孝，正如《论语·里仁第四》所言“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P73。进入近代社会以后，西方物质文明的异军突起，与没落的东方文明形成强烈反差，“西学东渐”成为19世纪晚期的时代强音。从拯救没落的中华文明出发，吴汝纶希望其子能够走出国门，通过对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考察以求得治国良方。他以太史公父在时，即周游天下名山大川，乃成其不朽之作为例，劝其子志在四方。“男儿志在四方，顾父母，念亲戚，乡曲小行耳。”[6] P575辛丑年（1901年）8月22日，吴汝纶在给其子的信中，再一次说道：“丈夫必以高掌远蹠为贵，恋家非俊杰所为也。” [6] P592正是在吴汝纶的谆谆教导下，其子闿生于20世纪初年游学日本，成为民国时期精通西学的一位极有影响的学者，并担任过北洋政府教育次长。
三 交友当以宽容为度
中国人在教育子女时，特别注意人际关系的融洽对人成长的影响，古人对处理人际关系提出了许多原则和方法。儒家倡导的处人原则是忠恕之道、以和为贵、诚信友爱。对于处理朋友关系问题，吴汝纶提出了几点原则，一是要自立。“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4]P2479。吴汝纶沿此路径，提出与朋友相处要讲究自立，不要过多地依赖别人。辛丑年（1901年），闿生在日本游学，吴汝纶给其子的信中写道：“儿即在小石川，不必依人。交浅而累之过深，必将生隙” [6] P590二是要宽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贫非人患，惟和为贵” [8] P36。传统儒家解决人际关系问题的办法主要是讲节制、“克己”。天地万物，家国人伦，和则动得所求，静得所安。“忍让为居家美德，不闻孟子之言‘三自反’乎？若必以相争为胜，乃是大愚不灵，自寻烦恼，人生在世，安得与我同心者相与共处乎？” [6] P579与朋友相处“不与人争名，不占人颜面，即可久好。责望人不必过深，有拂意者以大度处之。汉高祖能成大事，止是大度二字” [6] P590。三是对朋友的过错要勇于指出，做诤友，要帮助朋友预防并改正恶习；而对朋友的优点要善于学习，相互取长补短。“凡出门交友，须广取众长，不求人瑕疵，不好人誉己，不争名，不忌胜己者，则自家器局扩大，可以兼集众长，若喜同恶异，则量狭而多褊衷，非大器也。” [6] P591
四 教育当以人文为本
在中国传统儒家看来，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营建一个理想的大同社会，而培养出众多的仁人君子则营建理想的大同社会的基础，关注人文是儒家教育思想的重要特色。然而，科举制自隋唐创立以来，一方面，其在培养仁人君子、为封建统治阶级输送管理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由于科举制在选拔人才方面突破了以往人才选拔方面的出身和门第限制，使众多的贫贱士人能在一夜之间飞黄腾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依靠读书取得功名，以此显亲扬名并实现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便成为广大士人的孜孜不倦的追求。在科举功名的诱惑下，许多读书人钻进了书堆，“读读读，书中自有黄金屋；读读读，书中自有颜如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读书人完全忘记了自我的存在，读书由原来的提升自身道德修养变成了获取功名利禄的手段。至晚清时，整个社会风气已被这种势利之气所浸染,三岁小儿,开卷便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六岁顽童,动笔辄练时文八股。家庭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受此影响而趋于单一化和功利化，众多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只是教育子女如何刻苦读书以取得功名，达到显亲扬名、耀祖光宗之目的。吴汝纶的教育思想突破了自科举制度产生以来教育功利化目的日益明显的趋向，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回归了儒家教育思想中的人本精神，这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读书的目的，吴汝纶认为读书是为了育人，在于使一个人的气质发生变化。其子本性偏狭，吴汝纶希望他能通过读书改正之。辛丑年（1901年）6月18日，吴汝纶在给其子的信中写道：“汝性偏狭，事有不如意辄缭绕不去怀，不然则与人不平，见于词色，此皆病痛，宜自检点改过。古人言诗书变化气质，若气质不变，诗书何益乎？” [6] P588二是对其子应试科举的态度。壬寅年（1902年），留学日本的吴闿生欲返回国内应试科举，他对其子进行了一番劝导，在给其子的信中写道：“吾料科举终当废，汝若久在日本学一专门之学，由学堂卒业为举人、进士，当较科举为可喜。……理财、外交，尤吾国急务，或择执一业，汝自酌之，学成一门，便足自立也。” [6] P599 20世纪初期的吴汝纶已深刻认识欲救中国危亡，非从制度文化上学习西方不可，强烈的爱国意识使他希望其子能在日本学成一专门之学以报效国家。目睹了清政府的腐败政治，凭借自己睿智的眼光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吴汝纶认识到科举制度终将被废除，未来的人才不是只会时文八股之书虫，而是精通西学之新型知识分子。三是在处理学习与养身的关系上，吴汝纶认为养身为根本，一个成功的人首先应是个身心健康的人。“力学与养身，二事较量，则养身为重。身强然后能力学，否则因学而病，病必废学，岂非求速反缓哉！” [6] P598 “吾但愿汝强健，不望汝饱学成名也。” [6] P604通观《谕儿书》全篇，吴汝纶对其子的书信中，几乎是每篇必提养身之道。关于养身，《谕儿书》中谈了要讲究卫生、适当锻炼、善于调养、注意休息等一系列方法。丙申年（1896年）五月十八日，吴汝纶给其子书中有“嗣后每晨遣连喜持水瓶来取滤过之熟水” [6] P574。同年六月十三日，又告诫其子“身体宜修洁，汝等不自整理，此所谓囚首丧面而谈诗书者也；一身不自理，尚能理他事哉！” [6] P576 “起居宜慎，早起运动，饭后服鱼油，善矣。” [6] P592 1902年，吴汝纶自日本考察学制回国，对西方教育有了一定的了解，在给在日本留学的儿子信中写到“西人无论为学办理，每日不过四小时用心，余皆休息时，此最宜学”。[6] P603吴汝纶对其子在饮食结构的合理化、如何进补、怎样坚持适当的锻炼等方面，反复叮咛，可谓情真意切，充分展示了一位慈祥的长者形象。
五 吴汝纶家庭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今天看来，吴汝纶的家庭教育思想仍有其现实意义。其一，要以一颗平常之心教育子女。许多父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切，子女出世不久即制定了远大的成才计划，强烈的功利主义使这些父母在子女的教育问题上，往往重视智育，轻视德育、体育；重视培养专才，忽视通识教育与成人教育。在对子女日常教育中，过分强调知识的灌输，完全忽视了儿童的天性和个性，使得学习文化知识不仅成了孩子强大的心理压力，而且成为广大父母沉重的精神负担。在父母的高压政策下，孩子失去了天真活泼的笑脸，失去了探究世界的好奇，也使得国家大力倡导的素质教育在家庭教育这一强大的功利目的之下暗然失色。吴汝纶以一颗平常之心教育子女，成人教育为其家庭教育思想的主旋律，“养身养德”一直贯穿于其家庭教育思想的始终。《谕儿书》中，几乎没有见到吴汝纶如何勉励儿子要刻苦读书，相反却在不断地提醒儿子要注意休息，“但求身旺，不忧学荒” [6] P577。尽管吴汝纶反复劝其子多休息，少读书，而事实上，其子闿生却刻苦异常，用吴汝纶自己的话讲是“惟日不足，孳孳少暇，用功之勤如此，全无休息之时” [6] P604。考察吴汝纶家庭教育思想，可见其关于成人教育的内容，首先应是教育子女成为身心健康、道德高尚的人，其次是教育子女成为能与人和睦相处的人，最后才是有所成就的人。其二，人的发展要符合社会的发展潮流。作为个人，要关心国家的民族的利益，将个人的发展与时代的潮流、民族的振兴结合起来，才能更大限度地彰显出个人的价值。吴汝纶继承了中国儒家经世致用的学术传统，以振兴国家为己任，正如其弟子李景濂在《吴挚甫先生传》所言“道高学博而有文章，尤以经世济变为亟”[9]P1128。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使吴汝纶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便潜心西学，他认为“欲瀹民智以自强也，今日之士大夫必以精研西学为第一义” [9]P1135。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他为严复的《天演论》作序，足见其对西学的精通和当时在国内西学领域的影响之大，至清末新政时，他已是一位共认的兼通中学与西学的“大师”。吴汝纶自己对西学的重视为其子研究西学提供了榜样。1901年，他毅然送其子往日本研求西学。其子留学期，就学习的内容与方法，吴汝纶对其子时有教导，“既学日语，即中文当且恝置，身王则学易，何取两途并鹜！” [6]P596后来，吴闿生不仅在学术上颇有建树，而且还成为民国时期政坛上一个有影响的人物，这不能不归因于吴汝纶成功的家庭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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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陆林 中华家训. 与子琳书[M] .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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