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方宗诚乃桐城派后期名家之一。他早年虽师承于堂兄方东树，又与姚莹交谊深厚，与戴钧衡为同门好友，可谓得桐城派之真传。但其中年以后的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却与曾国藩有着重要的联系。他与曾国藩的关系名分上是幕僚与府主，形式上则是亦师亦友，情感上却俨然是弟子之于恩师。

关键词：方宗诚  曾国藩  亦师亦友

方宗诚（1818--1888），字存之，号柏堂，又号 毛溪 居士、西眉山人、病夫等[①]，为桐城派后期名家。其中年以后之治学、交游、为官诸行谊在一定程度上与曾国藩有重要联系。其与曾国藩的交游，盖可分为入幕前、居幕及出幕三个阶段进行考察。入幕前，二人基于对理学的共鸣，对经世致用的热忱，在经济、用人、治学等方面均有许多的共识；居幕时，方宗诚以一介儒生，一方面侍笔于曾国藩左右，兢兢业业，一方面则与曾国藩亦师亦友，时时切磋交流于曾帅前后；出幕后，因曾国藩的荐举，方宗诚官枣强达九年之久。可以说，方宗诚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即是与曾国藩交游的时期。因此，考察其与曾国藩的交游情况，于方宗诚的研究将有重要的意义。

一、神交于入幕之前

方宗诚，一介儒生，世居桐城乡间，从二十四岁到四十二岁，一方面致力于程朱之学，一方面于乡里授徒为业，其初次与外界名流交往，就是曾国藩的故友邵懿辰。陈澹然《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以下简称《考略》)云：道光三十年，“邵员外懿辰以书来论学。……先生交海内贤士大夫自此始。”

太平天国时期，方宗诚虽穷居深山，但仍以匹夫不忘国事的精神，留心时事，关心吏治，积极寻求拯世济民之方。安庆、桐城失守后，即举家迁避山中，以不与太平军合作的方式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与态度。并两次撰写《与邑人论城守书》（《柏堂集前编》卷五）揭于学宫，认为“保一城即为朝廷振作一城之正气，守一日即为皇上支持一日之纪纲”；“处今之事，当今之时，惟致命乃可救命，惟舍生乃可全生。救己必在救人，保家必先保邑。鼓其正气自可以灭贼，全其仁心始可以格天”，并提出六条城不可不守的理由，号召人们与太平军斗争。同时，还与戴均衡、马命之等人讨论对付太平军的计策（见《柏堂集前编》卷五）；还直接出入于清军大营出谋划策，撰写《俟命录》以寻救世良方。

而此时的曾国藩则是一方面行走于朝堂之上，一方面“致力程朱之学，……以实学相砥砺。”^[2]（P7）当太平军进攻到长沙，一路向东进军时，曾国藩此时虽丁忧在身，却仍然走访湘乡知县朱孙诒、团练罗泽南、王鑫等商量团练事宜，提出练丁“贵精而不贵多，设局宜合而不宜分”，平时“多设探报”^[3]（P92），并四处活动宣传，号召大家不要携家逃走，教之以“保守之方，镇静之道”，作《保守平安歌》^[4]。

二人虽然际遇有别，但对于理学的钟情，在积极谋划对付太平军，为清王朝谋求经世之策的热情上，却是一致的。也正因为此，才为二人后来的交游奠定了一个基本的平台。

检《柏堂集》，方宗诚对曾国藩的了解是先识于朝廷之《邸抄》，再亲验于湘军之严明。其《上曾节帅书》叙述其事云：“往年于邸抄中得读执事奏议皆关国家根本之计，私与朋辈窃叹，以为斯言果能施用，将可坐见德化之成也。……逮臧牧庵孝廉统兵来桐，始闻执事督师东下，已大破田家镇。……自李公（李续宾）入境，纪律森严，爱民如子，秋毫无所犯，愚民方知有朝廷之恩德，大帅之威仁，旋闻皆执事造就之将，练习之兵。”（《柏堂集续编》卷八）臧牧庵统兵来桐在咸丰四年十一月六日（十七日战死）。湘军破田家镇在咸丰四年十月中旬，十月二十一日曾国藩“舟次田家镇”^[2]（P53）。李续宾入桐城在咸丰八年九月初六日。也就是说，方宗诚于咸丰八年以前对曾国藩的了解都处于一种间接阶段，其直接与曾国藩交往则在咸丰九年入幕吴廷栋后。

咸丰九年正月，因吴廷栋之邀，启行之山东。其间，“先生命余教其二孙……每晚必至书斋讲论或即与予对案读书，至二鼓后始就寝。”“辨证宗诚《辅仁录》、《志学录》、《俟命录》。”^[5]

由于与吴廷栋的直接交往，并深得赏识，故在当年就被吴廷栋举荐给曾国藩：“栋同乡有方君存之，名宗诚者，桐城茂才也。砥砺名节，讲求经济，其古文沈潜于义理，而气味酣厚，尤卓然成家。经历兵燹，感慨时事，著有《候命录》十卷，……存之曾以所著《俟命录》交戴存庄求正于阁下，而未得达。邵位西昔与存之屡通书，亦为论文之交。今岁存之避乱至山东，栋因留课两孙，……他日阁下移师入皖，终当嘱其踵军门而上谒，得面叩所学。……外附呈存之文二篇，祈指正。”^{[6]（P173-174）}从信中看，此前方宗诚还曾托戴钧衡献《俟命录》于曾国藩，但不知何故未能传到曾国藩手中。

吴廷栋与曾国藩乃旧交，据《曾国藩年谱·道光二十年》所记，早年还曾有恩于曾国藩。云：“六月，移寓果子巷万顺客店，病热危剧，几不救。同寓湘潭欧阳小岑先生兆熊经理护持，六安吴公廷栋为之诊治。”由于吴廷栋的举荐，曾国藩很快就作了答复。咸丰十年四月十五日《复吴廷栋》云：“二月之杪，由胡中丞处寄到惠书，并方君存之一书、《俟命录》三册。闰三月中旬，又接二月赐书，敬悉一切。《俟命录》在胡宫保大营传观一月，始达敝处。敝营诸友，又展转借观，始归弟手，诵览一过。”又云：“皖北古多质行之士，欲请方君归来，代弟物色，不必遽责以御侮之才。……敬求阁下代送途费四十金，俾存之兄得以束装南旋。”连路费都准备好了，也足见曾国藩邀请之诚。由于当时“竹如先生远出未可启行”，次年又“捻匪梗塞”，故宗诚并未入居曾国藩，而是应了“严渭春中丞留司章疏。”（《柏堂集续编》卷八《上曾节帅书》）

方宗诚与曾国藩首次见面，在同治元年二月。《考略》云：“时，安庆已全复。先生念安庆桑梓之邦，陷贼十年，感曾公救众振溺之德，遂由武昌返安庆诣谢。”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出，两人本次见面的效果显然很好。《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三月》云：“初七日，未刻请徐毅甫、方存之等便饭，申刻散。”“十二日，……方存之、洪琴西来久谈。”“十九日，……存之、琴西来久谈。”“廿五日，……与邓守之、洪琴西、方存之等谈。”又是吃饭，又是久谈，可见相处融洽。方宗诚还顺便请曾国藩帮忙安葬几位师友，也都得到满意的处理，《方存之先生行年录》（以下简称《行年录》）云：“言先师许玉峰先生，亡友朱鲁岑、苏厚子、文钟甫、戴存庄、赵野卿、徐聿修学行节义于节相，节相出二百金，命玉亭为买山葬之。”^[7]这次回安庆，留居一月后，于三月下旬仍回武昌严树森幕，直到同治二年，才正式入幕曾国藩。

二、以儒生入幕

李鼎芳《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云：“国藩幕府，除将相干济之材，独以文才容其间者，亦颇不乏人。巾服儒冠，诗书灿耀，武事既定，文术光辉，江南疲于兵燹之炎，而学术不衰，则诸人之力也。”方宗诚即被列入“以儒生游幕中者”一类。

同治二年正月，方宗诚辞别严树森到曾国藩幕。入幕后，主要做的工作：一是纂修《两江忠义录》；二是做曾国藩的诤友，并协助整理文书之类的事。

《考略》云：“曾公招归安庆修《两江忠义录》。居忠义局，凡五年。”《曾国藩日记·同治二年正月》云：“廿二日，……方存之来久谈。”所谓“久谈”，当与方宗诚初次入幕居局的事宜有关，说明方宗诚正式入幕的时间即在此时。

忠义局，乃曾国藩于咸丰十年七月署理两江总督时，为旌表节义而创设的一个专门机构。《曾国藩年谱·咸丰十年六月》云：“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员采访，详核事实，或由地方官汇报，或由该家属亲邻径禀，随时汇案具奏。”又《行营设立忠义局采访忠义第一案片》云：“臣奉命署理江督后，即于行营设立忠义局，委员采访，祥核事实，兼考世系，出示遍行晓谕，或由司道具详，或由府厅州县汇报，或由该家属经禀。臣随时具奏，请建总祠总坊。其死事尤烈者，另建专祠专坊，以慰忠魂而维风化。”^[8]该局设立后，据《曾国藩全集·奏稿》统计，仅安徽境内就先后上奏十七案，共计请求旌表人数达13991人。可见忠义局于当时为曾国藩在安抚战后人心，稳定政局方面，确实做了不少的工作。

忠义局的设立，在方宗诚看来诚属“激扬盛举”之事，并将其死于太平军之手的师友事迹录呈给曾国藩，希望能够起到“旌别淑慝，表厥宅里之助”（《柏堂集外编》卷五《上曾制军》）。方宗诚当时居局的任务不在采访，而是在执笔编撰。《两江忠义录叙》云：“又命取所已奏者析府县为忠义表，胪列名氏，无使遗失，而其事迹稍详者，则命宗诚撰为《忠义录》一书，以省别，不以府县分，随奏报之前后著录，以待将来通志史传之所采辑。”同治七年，“纂修《两江忠义录》成，共数十卷。”（《行年录》）

在安庆修完《两江忠义录》后，方宗诚便前往金陵曾国藩幕中。《行年录》云：“（同治七年）七月，至金陵，居曾节相幕中”。从《曾国藩日记》中还可看出，方宗诚在金陵时与曾国藩的交流是相当频繁的。如七月二十六日云：“方存之谈颇久。”又八月二十九日云：“与方存之、张廉卿一谈。”又九月，初二日云：“至方存之处一谈。”十一日云：“傍夕与方存之一谈。”十六日云：“傍夕与廉卿、存之久谈。”二十日云：“夜核批稿簿毕。至方存之房中一谈。”

方宗诚本受桐城派真传，擅长叙述文字，居严树森幕府时，“为严公草《荐举贤才疏》，皆一时正人，当世传诵。”^[9]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复方宗诚》书云：“荐举疏稿，接严中丞来咨，群谓当出君手。”入曾国藩幕后，除了纂修《两江忠义录》外，还帮助曾国藩处理一些其它的文字，如同治二年为曾国藩拟批《庵田归公示》，又受曾国藩之嘱，为朱兰作《到任正学术风化示》等（《行年录》）。

或作曾国藩诤友，帮助出谋划策。如，同治三年九月，曾国藩移节金陵，忠义局亦在随迁之列。但方宗诚从实际工作出发，认为忠义局整体迁移，不利于《忠义录》的修纂，随即上书曾国藩，指出“是局移金陵，则安徽外州县相去太远，其未报之忠义恐因是而不得请旌者多矣。……宗诚窃欲总局移设金陵，而安徽酌留数员，以为分局。宗诚亦请留此，以司其事。”后来曾国藩就采纳了这一意见，留方宗诚在安庆继续完成修纂工作。是年，还上书曾国藩，提出江南乡试不宜分闱等。又同治四年，曾国藩率军前往山东与捻军作战，方宗诚便作《上曾爵相论平贼书》，为其出谋划策。同治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天津市民与教堂发生冲突，结果伤毙“法国十三人，俄商三人……。其焚毁房屋，……法国教堂一处，公馆一处，仁慈堂一处，洋行一处。又误毁英国讲书堂四处，美国讲书堂二处”^[10]从而引起严重的外交事件。朝廷当即命曾国藩赴天津查办，方宗诚为此四次上书曾国藩，为国人辩解，为曾国藩出谋分忧（见《柏堂集外编》卷十）。

同治七年十一月，因曾国藩要上京入觐，方宗诚亲送至扬州。扬州一别，实际上也就成了方宗诚的出幕之时。

三、出幕入仕

扬州分手后，方宗诚旋即为曾国藩再次荐举入仕。方宗诚一生共受曾国藩两次举荐，前一次在同治三年十二月，“曾节相举予以知县，留于江苏尽先补用。奉旨俞允。”（《行年录》）后一次即在同治八年正月。《曾国藩年谱·同治八年》云：“（正月）十七日，具折请训，又递折奏略陈直隶应办事宜，请酌调人才，以资差委，……并开单奏调道员钱鼎铭、陈鼐，知府李兴锐、知州游智开、赵烈文，知县方宗诚、金吴澜及员外郎陈兰彬八员召见，奏对数十语，皆疏中事也。”据《考略》所述，前一次方宗诚并未同意出仕，事隔六年，曾国藩再次荐举，加上黄彭年的劝说，才勉强同意出山。《考略》云：“八年已巳，……曾公移督直隶，奏调人才凡八人。其疏称先生熟于宋儒之书，素讲爱民之道，调至直隶，冀吏治稍泽以儒术。……作书辞谢。……初，曾公以知县奏保，先生作书辞，至是复上书辞谢，曾公强之，赠金二百为行。时贵筑黄先生彭年亦致书曰：‘曾侯有淄衣之好，而先生守介石之贞，时势家况，不能遂如人意，窃为苍生忧耳。’”

是年八月“二十六日，启行赴直隶”，九月“十八日，至直隶。二十四日，见曾中堂。”《考略》云：“初，先生自得保荐，未尝入官属，至是，犹以宾礼见，再陈不堪入仕状，曾公笑许之。先生与游刺史同寓，越日，曾公亲至寓赠金为旅费，不许辞。”曾国藩此时的《日记》亦多记述其与方宗诚的交往。如，十月二十四日云：“坐见之客八次，中如方存之、吕廷芷坐均甚久，不复作他事矣。”又十一月初二日，“方存之来久谈。”初八日，“方存之来久坐。”十五日，“陈怍梅、方存之先后来谈。”又十二月廿三日，“方存之来久坐。”又同治九年正月十四日，“方存之来久谈。”十八日，“方存之来谈甚久。”二月十二日，“坐见之客三次，方存之、石芸斋坐颇久。”十四日，“请候补州县五人来阅卷，与之一谈。”二十九日，“方存之来，久谈大半时。”三月初二日，“方存之来久谈。”十六日，“方存之来久谈。”廿三日，“方存之来一谈。”四月初六日，“方存之来一谈。”十一日，“方存之来一坐。”等等。从这些“久坐”、“久谈”、“谈甚久”等字眼中，足二人交谊的非同一般，与《考略》所述当可相互发明。

同治九年八月，因曾国藩之邀，方宗诚前往天津大沽观察海口形势。《曾国藩日记·同治九年》云：“[八月]十二日，未初，请吴彤云、方存之等小宴。”“二十六日，……方存之来一谈。”

当到省一年期满，例应补缺时，曾国藩因天津教案之事，弄得“内疚神明，外惭清议，五中耿耿，引为深耻。”^[11]还督两江后，方宗诚也因此无意于留官直隶。《考略》述其时宗诚的思想状态云：“曾公还督两江，先生终不欲入官，与曾公商论出处，语详行谊，略请从归江南，曾公及继督合肥李相国皆不允。李公遂奏请补冀州之枣强。”《曾国藩日记·同治九年》所记：“[五月]初八日，……方存之来一谈。”“[六月]初三日，……方存之来一谈。”“初六日，……方存之谈颇久。”

同治十年二月，方宗诚正式到枣强就任，其后虽勤于公事，但与曾国藩仍书信不绝。从曾国藩于同治十年五月初二日复方宗诚的一封信中，即可见其一斑。书云：“阁下荣补枣强，闻已履任。窃计深仁卓识，克己勤民，必可与子岱、龚、黄齐美，张、祝并称，不至让渠独步。到官后有无棘手之处，尚祈示及。”其后于同治十年七月初八日给陈鼐的信中问及方宗诚云：“存之到任数月，治状何如？能与子岱并驾否？直隶州县动多负累，若使诸君不登债台，端赖调甫方伯与阁下有以护惜之。”

是年八月，曾国藩在收到方宗诚的书信后，旋即在给李鸿章的信中明确要求给方宗诚以必要的关照，云：“存之清勤刻苦，性情真挚，久为朋辈所信。昨有书来，述其在任办事似尚振作精神，力争上流。当时劝其服官，许以决不令其负债，尚求左右力践斯约。”^{[3]（P7516）}老友虽已离幕，而其殷殷之期，牵挂关照之意，仍无与言表。

四、亦师亦友之交

方宗诚与曾国藩在名分上虽是幕僚之于府主，但在情感上更多的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二人前后相交十余年，方宗诚虽未入室曾门，但并不表示他没有入曾门的愿望。早在咸丰九年吴廷栋给曾国藩的信中就说：“他日阁下移师入皖，终当嘱其踵军门而上谒，得叩所学。” ^{[6]（P174）}从信中可以看出，在此之前方宗诚就曾试图通过戴钧衡向曾国藩献《俟命录》，希望能够得到曾国藩的指点。所以吴廷栋在荐举之时，也就顺理成章地向曾国藩提出他日“当嘱其踵军门而上谒，得叩所学”了。

明年四月十五日，曾国藩在《复吴廷栋》中，对《俟命录》既有充分的肯定，认为“其坚忍冰蘖，以励岁寒之操；崇奖节义，以激顽薄之俗，与此间胡润帅、左季高、李次青诸君子所论，大略相同。”同时，对其记载失实，以及褒贬过激之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惟所述时事，类多传闻失实，笔端褒贬，或伤于激。窃意居今之世，要以言逊为宜。有过人之行，而口不自明；有高世之功，而心不自居，乃为君子自厚之道。方君所造，似尚未臻此诣……”^{[3]（P1365-1366）}

同时，曾国藩还将自己的看法直接反馈给方宗诚：“石徂徕作庆历圣德诗，分别邪正，累数百言，诗出太山。孙明复曰‘子祸始此矣。’祸不祸，无足计较，独所称危行言孙者，乃圣人之道也，盍留意焉。”^[12]对曾国藩的指点，方宗诚当即在复书中表示了自己的感激：“……惟箴砭谬误，实中肯綮。迂生鄙识，得荷大贤之裁成庆忭，曷可言喻。”又云：“拙著敬求军务余暇，尽赐斧削，感荷无既。”（《柏堂集外编》卷四《覆呈曾涤生制军》）并表示将来若道路可通之时即“趋叩节署，籍得以所业请正奉为师资。”（同上）同治元年春，方宗诚首次回安庆拜谒曾国藩，临别之时，还获得曾国藩题赠的楹联一幅。后寄信曾国藩云：“承赐箴言，时深省惕。昔张横渠、孙复明两先生因范文正公之教，遂成名儒，恨宗诚质劣才庸，不克如古人之精进。”^[13]这里，方宗诚虽不敢以张横渠与孙复明自况，但却将曾国藩比作范文正公，也足见其对于曾国藩的心仪之情了。

入幕之后，曾国藩之于方宗诚，一方面，在修身、治学、为文等方面对方宗诚不时有指点之恩，另一方面，方宗诚亦时时以曾国藩为榜样，将曾国藩视为自己的恩师。

曾国藩对方宗诚的教诲情况，在《曾国藩全集》中所见资料并不多，但我们从其它地方仍可见出一二。如，彭玉麟《辅仁录叙》云：“曩曾文正公称方君存之友直、友谅、友多闻，乐多贤友，乐道人之善。”这是一种正面鼓励。又如同治二年，方宗诚入幕后，约三、四月间，曾国藩教导方宗诚云：“《大学》所谓‘赫兮喧兮，必先以瑟兮僩兮。’学问须在心地上战兢、恐惧、笃实、誾修，而后发为威仪，乃所谓笃实而有光辉也。”（《辅仁录》卷四）又云：“读书穷理应事作文，皆要心细，不可粗心，天分高才气盛之人，最患心粗。”（同上）八月份又对方宗诚云：“古人学问虽无所不贯，而用力处止一二字，终身行之不尽。……予近数年止深爱‘勤俭’二字，修己、治人、教家、淑世，总不可离‘勤俭’二字。不勤，断不能进德，不能修业，不能办事，不能耐苦；不俭，断不能廉以持己，惠以及人。”（同上）同治四年曾国藩又写信提醒方宗诚为文应忌“率易”之病，须讲究“训诂”之法等等（《柏堂集外编》卷七《复曾节相》）。

曾国藩不仅在传统的道德文章上对方宗诚有诸多教诲，而且在自己所接触到的最新的西洋学问也不忘让方宗诚见识一二。如，他曾将李善兰新译出的《几何原本》赠送给方宗诚阅读（见《柏堂集外编》卷八《上曾节相》）。从咸丰八年曾国藩给曾纪泽的信中，述平生“三耻”时，将“独天文、算学毫无所知”^[14]列为首耻。而将自己列为首耻的最新书籍，赠给方宗诚看，至少从某个侧面说明二人交谊之不一般。

实际上，曾国藩没有把方宗诚当普通幕僚看，方宗诚也同样没有把曾国藩当普通的府主来看，观其给曾国藩的书信，俨然将曾国藩看成自己的老师，并已之为榜样的。

同治五年他在给曾国藩的一封信中就曾云道：“亲承教育数年，……宗诚虽不能希其万一，而心实奉以为师。”（《柏堂集外编》卷八）同治十年，到枣强任后，给曾国藩的一封书信又云：“早见吴竹如先生及中堂居官，皆以应事、读书合而为一，宗诚窃私其意，庶几仕学相资，官民一体，……以期仰酬至教于万一。”（《柏堂集外编》卷十一）作于是年夏季的另一封信又云：“宗诚生平见当代贤人君子甚多，惟于竹如先生正学清德及中堂之厚德宏量，真中心悦而诚服者，而相从亦最久。”（同上）“二月十五日履枣强任，……惟守定中堂‘勤俭’二字，及竹如先生‘寓教养之意于听讼断狱之中’二语，实力行之。”（同上）

从曾国藩同治十年五月回复方宗诚的一封信看，方宗诚不仅是心中将曾国藩奉为老师，而且在形式上还希望能履行一个正式的入门手续。曾国藩信云：“又承以相知有素，欲正师生之称。……谨将尊柬奉璧，此后相约书问往还，常以箴言互相切劘。”^{[3]（P7431）}所谓“将尊柬奉璧”，说明方宗诚当时已正式向曾国藩恭递了拜师贴子，只不过这位令他心仪已久的老师，即将走到其人生的尽头，已无收徒之意了，故而退回“尊柬”。

薛福成在《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中云曾国藩幕中“以宿学客戎幕，从容讽议，往来不常”者凡26人，其中“莫友芝、俞樾、王闿运、李善兰、方宗诚、张文虎、戴望皆以才高学博，著述斐然可观。”^[15]方宗诚的成就是否能与莫友芝、俞樾、王闿运、李善兰诸贤相比，姑且不论，但说方宗诚与曾国藩“往来不常”，从上述考述中，可以看出，还是值得商榷的。

注：

[1]

[2]黎庶昌撰、梅季等标点《曾国藩年谱》，岳麓书社1986年6月版。

[3]《曾国藩全集·书信》，岳麓书社1990年6月版。

[4]《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22-425页，岳麓书社1986年12月版。

[5]方宗诚《吴竹如先生年谱·九年己未》（《柏堂遗书》本）。

[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资料室编《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岳麓书社1986年7月版。

[7]又《方柏堂先生事实考略》、姚永朴《旧闻随笔》卷四“方存之先生”条亦有叙及。

[8]咸丰十年七月初三日奏，《曾国藩全集·奏稿》第1197页，岳麓书社1987年4月版。

[9] 孙葆田《桐城方先生墓志铭》，见汪兆镛纂辑《碑传集三编》第5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

[10]朱金甫主编《清末教案》第1册，第794页，中华书局1996年6月版。

[11]钱应溥代拟《奏为天恩未报臣病垂危伏枕哀鸣仰祈圣鉴》，转引自王澧华《曾国藩家藏史料考论》第11页，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版。

[12]《柏堂集外编》卷四转录自《求阙斋文钞》。按，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书信》缺收。

[13]《柏堂集外编》卷六《上曾相国》。按，楹联有“敛气乃宏才学识”一语，载《辅仁录》卷三、《柏堂师友言行记》卷二。《曾国藩全集》缺收。

[14]王澧华、向志柱注释《曾国藩家训》第9页，岳麓书社1999年8月版。

[15]《碑传集三编》第1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版。